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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义以为上”命题的涵义 儒家所谓“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命题，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义利兼顾”。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荀子·大略》)董仲舒也说：“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二是“义以为上”。不管是荀子还是董仲舒，虽然都主张“义利两有”和“性仁情贪”，但是他们认为二者不是半斤八两，始终坚守儒家的“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那么，儒家是如何恪守“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呢？我们以金、元之际大儒许衡为例说明之。 首先，在获取物质钱财上，许衡始终坚持孔子的“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或者“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做人原则。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处于富贵之位)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倘若“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即通过“不义”手段取得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如浮云”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孟子进一步阐释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滕文公下》)“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天下，弗愿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道也，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 许衡做官二十余年，从不收不义之礼物。据《国学事迹》载：他在任国子监祭酒、主持太学时，“岁时诸伴读以酒礼至先生家，先生辞曰：‘所以奏取诸生者，盖为国家、为吾道、为学校、为后进，非为供备我也。官守所当得者，俸禄也。俸禄之外，复於诸生有取焉，欲师严道尊，难矣！’”可谓一身清廉。 其次，许衡的义利观，不只限于取利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如何使用钱财上。当人取得丰厚财富之后，应如何正确使用这些财富呢？是花天酒地满足自己及其家人的私欲，还是将它回馈社会、造福全人类呢？孔子在《论语》中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提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即要求君子应广泛地仁爱众人，并且亲近有仁德的人；要求对民众广泛地乐善好施，使民众都能得到恩惠。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聘他的学生原宪做管家，给他禄米九百斗。原宪推辞不肯收。于是孔子根据“君子周急(急难)不继富”的原则，告诉他说：“如果你用不着，就把它拿出去送给你急需的邻舍或同乡的人吧！”(《论语·雍也》)孔子有个朋友，病死后，无人料理丧事，他就说：“由我来料理丧葬吧。”(《论语·乡党》)《礼记·檀弓下》篇记载：孔子有个老朋友名叫原壤，他的母亲去世后，因家贫，孔子便资助他一副棺材，使其母入土为安。这些都说明，孔子不但提倡“乐善好施”，而且也是身体力行的典范。 许衡根据孔子“乐善好施”的思想，始终坚持“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做人原则。在大雪天的日子里，有一位学生冒着暴风大雪前来求教。许衡见他冻得发抖，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袄脱给他穿，关切地问道：“为何只穿单衣出门？”对曰：“母亲患重病，我把棉衣当掉，换药了。”许衡立即取出两贯铜钱，送给他以赎回棉衣。学生知道他并不富足，推辞不要。许衡说：“我助你克服眼前困难，并不影响到我的生计。况且古人讲得好：‘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我历来认为：收入能满足基本生活即可，多余财钱应济困助人。这比留下钱财自己享受，更有意义。”他把铜钱硬塞给了那位贫寒的学生。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再次，许衡的义利观不仅表现在物质财富上，同时也表现在如何对待权势上。孔子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他在《论语·泰伯》篇中，又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矣，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即认为在世道清明、天下大治时，理应出仕，行我之道，并在出仕中既富且贵。在“邦有道”的情况下，依然贫贱，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在“邦无道”的社会里，仍要出仕，攀援权贵，钻营豪门，盘剥百姓，以求富贵，则是一种耻辱。 许衡在元朝做官，始终坚持孔子的“不仕不义”的原则。在27年的仕途中，他刚直不阿，不附权势，“不为利回”，“不为权屈”，被时人誉为元代“魏征”。他多次应诏入朝做官，又多次因“不义”而辞归故里，躬耕农桑。如至元七年(1270年)，许衡晋升中书左丞，当時，中书平章政事阿合马在朝擅权，想安排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事，掌管兵权。满朝文武哑然不语，“多阿之”，唯有许衡执意反对。《考岁略》记载：阿合马欲以其子典兵柄，先生以为“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父位尚书省，典民与财，而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虑阿合马反侧耶？”先生曰：“此反侧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不如此者。”上以此语告西相阿合马，相话先生曰“公何言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权重，君诚不反，何为由此道！”相复之曰：“公实反耳。人所嗜好者，势利爵禄声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先生曰：“果以君言得罪，亦无所辞。”由于阿合马擅权，而许衡又得不到忽必烈的有力支持，他只好“谢病请解机务”。 由上可知，许衡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提倡的“人间富贵不足道也”和“一芥取予，必揆於义”(欧阳玄《神道碑》)，都是以实现儒家的“道义”为最高行为准则的。许衡一生做官不是为了追求“富贵”，而是为了实现“道义”理想。他的出处之道，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时务五事》)，是“不以荣贵为心”的。他一生“进退出处之际，勇于就义，凛然不可以势利诱而威武屈也”。(《考岁略》) 三、放下“五鬼”即是快乐 儒家的义利观，充满着崇高人格魅力和道德境界的人文精神，在今天社会道德严重缺失，人生价值迷惘的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每个人时刻都处在“五鬼”的诱惑之中。何谓“五鬼”呢？所谓“五鬼”，是指金钱、权势、虚名、美色和美言。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五鬼”的诱惑呢？除了法律制裁外，构建“我心有主”的内在道德家园，是十分必要的。 在“五鬼”的诱惑下，人如何构筑一个内在的道德防线呢？许衡从人性论高度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说：“生民有欲，无主乃乱。”(《许衡集》卷七《时务五事》)所谓“生民有欲”，就是肯定每个人生而具有“七情”、“六欲”。“情欲”是指人的天赋自然情感和心理状态。儒家所谓“七情”，是指喜、怒、哀、乐、爱、恶、欲；佛教认为“七情”是喜、怒、忧、惧、爱、憎、欲。儒家所谓“六欲”，是指生、死、耳、目、口、鼻之欲；佛教认为“五欲”是色、香、声、味、能或是财、色、名、食、睡。人非圣贤，谁无情欲。正如陈毅诗云：“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人的“七情”与“六欲”呢？这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探讨的永恒课题。在情欲上，儒家按照“中庸”之道，认为“情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既反对禁欲主义(如中国古代佛教)，肯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儒家也反对纵欲主义(如《列子·杨朱》篇)，因为贪得无厌的“私欲”是导致社会罪恶的重要根源。所以，儒家主张“欲而不贪”，提倡“节欲”或者“导欲”。每个人生而具有追求金钱、权势、虚名、女色和美言的欲望，不管是喜欢还是厌恶，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能以道德和法律两道防线将它们引导或者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就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贪得无厌的“私欲”无视道德和法律的权威，越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会成为社会万恶之源。这就是许衡所说的“生民有欲，无主乃乱”的真实含义。 人需要追求金钱，但如果追求金钱不是按照“见利思利”而是依据“见利思利”原则行事，必然出现违法、缺德的现象，导致市场经济混乱无序；若人有了丰厚的钱财之后，不知回馈社会，不知“乐善好施”，只知无穷无尽地满足自己花天酒地的私欲，他所面临的，不是因为身体透支过度或疾病丛生而进地狱，就是因为在贪欲诱惑下犯法而进监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