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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尊儒术”前的史事传播 除《论语》外，不少周代到汉初的文献对此事也有记载。[2]若加以类型化划分，至少可归为三类：一是侧重事件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九年》关于此事的记载，显得较为平实，着重事件发展过程的简单叙述，鲜见作者的价值预设。二是侧重评论，如前引孔子“如其仁”的评价。三是叙事与评论寓于日常议政论事中，如《淮南子·氾论训》中，作者认为桓公有非凡之气度，赦免管仲小过，委以重任，遂有齐国一匡天下之伟业。与此相对，当今圣上不能劝勉大臣立大功，却苛求其行小节小善，非贤明君主所当为。借古讽今，持论有据，说理深刻。 就功能言，叙事以明史，史事的记载变得连贯生动；引典以致用，保持史料之生机，扩大史事之影响；评论以明理，加入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内在情感于其中。他们各有侧重，但均是史事传播的重要方式。就思想价值言，史事重要的不是惊心动魄的宏大叙事，不是居于论说需要的简单引用，而是其包含未经反思的范畴，成为激发后人思考的源泉，体现出思想创造的生命力。[3]因此，在这些方式中，尤以价值评论，赋予史事以思想价值为甚。 综合诸多史料来看，不同典籍的评价视角亦略有差异。有的侧重评论桓公：如《公羊传·庄公九年》，居于周代嫡长子继承的原则，批评小白篡位，认为子纠应成为国君。《谷梁传·庄公九年》居于周代“亲亲”之原则，批评小白不让，杀兄为罪恶之举。《公》、《谷》之诠释，质疑桓公之意溢于言表。而有的则侧重品评管仲，这至少包含着如下三个诠释向度： （一）、以道德评管仲。 在《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坚守王霸之辩，借曾西之口评论管仲“功烈如彼其卑也”，认为他背离“仁政”的原则，非品德贤良之人。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不屑之意尤为明显。《荀子·大略》载：“子谓子家驹续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产；子产，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为人，力功不力义，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为天子大夫。”王先谦对此作注云：“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不全用仁义也。”[4]管仲重视功效和智谋，但行为不合乎“义”与“仁”的道德原则。 （二）、以事功释管仲。 在《管子·大匡》中，召忽认为“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道义所当为，若“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而管仲则认为：“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在管仲看来，管仲虽为子纠臣，当为其效力，但有为之士志在有功于国家社稷，而不是无条件地为所事者尽忠死节。这就把为社稷、宗庙、祭祀而建功立业的事功原则提到了第一位。 （三）、以知权达变原则论管仲。 《战国策·齐六》中，仲连在诱导燕将休战时，引用管仲故事，认为管仲不死子纠有苟且偷生之嫌，身陷囚笼则是奇耻大辱。但过于看重小节，难以建树大功；不堪忍受小辱，难以成就威名，有识之士贵在小节与大体之间做出权衡。管仲之伟大在于能够不拘小节、忍辱含耻，立志发奋而建功立业，以此重塑个人威望，从而名扬天下，光耀邻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