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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以“管仲不死而相桓公”的思想史事件为例，侧重选取注解孔子评论较有代表性的思想文献，分析该史事的传播方式与诠释向度，阐明《论语》圣经地位对于思想史诠释的影响力量，探寻思想家居于辩护立场进行答疑解惑的多种可能方式，展现时代背景、思想观念、论说风格在经典解释中的影响途径。 【关 键 字】：管仲 仁 《论语·宪问》 一、孔圣以“仁”评管仲 “管仲不死而相桓公”，载于《左传·庄公九年》、《史记·齐太公世家》和《史记·管晏列传》：故事发生于周庄王十二年，雍廪杀无知，齐国一时无君，先前避乱而客居他国的公子小白与公子纠，均欲回国继承君位。此时管仲、召忽事子纠，鲍叔事小白。管仲暗中射击小白，但因其巧智而得免，小白于是智走捷径而提前归齐，继承君位，是为桓公。后子纠遭杀，召忽从主死节，然管仲归齐请囚，经鲍叔举荐而贵为齐相。桓公因得管仲辅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这一事件，引发了孔门师徒间的探讨：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同上） 管仲在《论语》中有褒贬不同的评价，孔子曾在《八佾》篇22节批评他“器小、不俭、不知礼”，此处子路居于“忠”观念，认为苟且偷生不合乎“仁”；子贡则更进一步，认为管仲作为臣属既不死子纠，又不退隐而侍奉毒杀子纠之君，出处没有原则。而孔子的回答可谓非常微妙：他回避了对这一行为作直接评价，而是对管仲的另外行为加以赞誉，即管仲以和平的方式会合诸侯，解决争端，使民众免受战争的伤害，同时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号，有助于华夏民族的团结，避免了夷族的侵扰或奴役，传承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不轻易许人以仁的孔子评价管仲“如其仁”。 在《论语》中，“仁”的涵义有广狭之分。在笔者看来，广义之“仁”可分为三个层次：价值理想（实践“仁”的目的，包括君子内在德性的圆满、社会依礼乐而和谐安治等）、偏重形式的总括性价值原则（克己复礼、爱人、忠恕）、具体规范（具体德目、针对不同个体的规范），贯穿其中的，则是价值判断和道德实践（运用价值原则和规范灵活应事）。故它既是一个道德实践体系，也是一个价值评价体系。就后者言，不同评判者的运用方式有时会存在差异：（1）、可以居于具体情境做出评判，也可以根据直接结果或后续影响做出评判；（2）、可以对某一行为做出评价，也可以综合众多行为做出评价；（3）、可以居于某一原则或规范对人物行为做出评判，也可以诉诸价值理想，运用多条原则或规范综合权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子路、子贡均是针对行为选择时的当下情境，搁置后来的历史贡献，也不运用实际后果证明前面行为的正当性；针对“管仲不死而相桓公”这一具体行为，不针对管仲一生事迹加以总评价；评价标准分别为“忠”观念和君子的处世原则，属于“仁”的第三层次的具体价值规范，无需进行多条规范的权衡。 孔子的回答则有待分疏。首先、从回答弟子的目的来看，孔子可能是就事论理，循循善诱，勉励弟子树立崇高理想而有功于社会政治，而不在于对历史人物做出精确、全面的客观评判，更无意在这一语境下提供一条生死选择的普遍原则。其次、纵使孔子的评价是深思熟虑的，那么，孔子搁置“不死而相”的价值评价，而是综合了其他众多行为，肯定管仲对当时社会和文明传承的卓越贡献。这一评价可以理解为就赞美道德品质而言，但也可能被解释为仅就历史事功而言[1]。再次、既然孔子采取的是间接回答，那么，孔子是认同管仲还是召忽？当面对类似情境时该作何选择？第四、如果在“仁”的评价体系中，可以肯定事功，不拘小节，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与注重修养的要求协调？如何在坚守原则与知权达变之间找到平衡支点？后儒只有解开如上疑惑，方能更好地指导日常生活实践。 另外、如果说管仲“不死而相”和建功立业分属两个事件，前者先于后者，但两者不具因果必然关系。从解读者的角度来看，孔子的推理类型可从三个方向加以诠释：第一、孔子诉诸“仁”的价值理想，认为管仲有违君子出世原则，但与后来历史功绩相比而言，后者之得足以弥补前者之失，综合权衡仍可许之以仁。第二、孔子认为管仲没有违背道德原则，死与生、相与不相，可以自由选择，而后来取得了重大的历史贡献，故就后者行为许之以仁。第三、如果从主死节或生而不相，则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历史功绩，成就仁者的功业，故以结果推理管仲不死的正当性，赞同管仲“不死而相”的行动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