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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钱穆先生说，宋学精神有“两端”，一为“革新政令”，二为“创通经义”，“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重在政事；而新法以后，则所重尤在经术”，“其间区别，盖以洛学为枢机也”[⑨]。在宋学的发展中，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变化，实是因为洛学受到了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庆历新政为士人确立的致学方向就是“明体达用”，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所说：“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此“明体达用”又可谓之“内圣外王”。“内圣”者，即范仲淹所谓“必明理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苟求功名富贵，心忧天下，而又有“道义之乐”（《范文正公集·年谱》）；“外王”者，即“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朱熹评范仲淹，见《朱子语类》卷一二九）。范仲淹在《雎阳学舍书怀》中有云：“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范文正公集》卷三）所谓“瓢思颜子心还乐”，即“内圣”的境界；所谓“琴遇钟君恨即销”，即一旦被朝廷所用，就可“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此“明体达用”或“内圣外王”，正是宋代的新儒学之所以异于佛、道二教者。 《宋史·张载传》云：“张载……少喜谈兵……年二十一岁，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所谓“名教可乐”，也就是“道义之乐”的精神；“劝读《中庸》”，则指示了新儒学注重阐发“心性”理论的发展方向。 程颢和程颐早年受学于周敦颐（此时程颐十四五岁，约在公元1048年，即庆历新政的五年以后）。程颢后来回忆说：“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氏遗书》卷二上）周敦颐教导二程所寻的“孔颜乐处”，也就是把“道义之乐”作为人生修养的目标。周敦颐在《通书·志学》篇说：士人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伊尹之所志即是“外王”的志向，颜子之所学即是“内圣”的修养。 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记载：“皇祐二年，[程颐]年十八，上书阙下，劝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不报，闲游太学。”（《程氏遗书》附录）这段记载中的“皇祐二年”，可能是嘉祐二年之误[⑩]，此时程颐二十五岁。当时胡瑗主持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得先生所试，大惊，即延见，处以学职”。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程氏文集》卷八）程颐体会出，要寻得“孔颜乐处”，就必须“正其心，养其性”，通过心性修养而达到“中正而诚”的圣贤境界。 按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即在庆历新政的十三年之后，程颐写了《上仁宗皇帝书》（此比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早两年）。他在书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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