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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注：《遗书》第三。） “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行之心，其将何之？”（注：《遗书》，第十八。） 反命题为：不知则不能行。“学者固当勉强，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注：《遗书》，第十八。） 程颐曰：“古之言知之非艰者，吾谓知之亦非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后世非无美材能力行者，然鲜能明道，盖知之者艰也。”（注：《二程粹言》卷一。） “问：‘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圣人不使知之耳，是民自不可知也？曰：圣人非不欲民知之也。盖圣人设教，非不欲家喻户晓，比屋皆可封也。盖圣人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尽知之？此是言人不能，故曰‘不可使知之’。”（注：《遗书》，第十八。） 朱熹继承了二程观点，认为知先行后：“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学三》） “知与行功夫须并列……然又须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中庸》说‘知’先于‘仁’、‘勇’，而孔子先说‘知及之’。”（《语类》卷十四。） “穷理既明，则理之所在，动必由之。无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浅近之见谓之不可行耳。……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穷之不深，则无所准则，而有过不及之患，未有穷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注：《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 程朱倡知先行后说，虽认为知行有先后轻重之分别，但两者不可分割、不可偏废。先知并非达到“知至才去力行”，而是主张在具体实践中“知行互发”，其实属于知行不二论。 “论知之与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圣贤说知，便说行”，“中庸说学问思辨，便说笃行”。（《朱子语类·学三》） “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朱子语类·学三》） 王阳明在知行不二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出了“知行合一”说，知必能行，行必有知。 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以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传习录上》）他还说：“一念发动处即是行”（《传习录下》）。 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先知后行”之说，认为朱熹“先知后行”有分裂知行之嫌---这是王阳明的误会。两人的知行观及其学说并没有原则性的矛盾。 黄宗羲评价朱熹、陆九渊时说过：“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宋元学案》）其子黄百家也说：“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乃至户中，则一也。”这些话用于朱熹与王阳明同样合适。 六、王阳明之偏 阳明良知学是对孔孟之道的一次发展性继承和继承性发展，是对儒家内圣学的一次提升和光大。但也略有偏颇。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的格是衡量、研究、推敲之意，物是指自然社会生命等全宇宙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的身和心。格物致知，意谓观察研究各种事物，通过各种科学社会实践，总结成知识，上升为理论。 但王阳明偏解了“致知”这一概念，仅将“物”理解为心性，将“格物”狭隘化为“格心”，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全都局限于心性修养，容易导致良知狭隘化、儒学单调化、世界虚拟化、生命枯燥化。 浙江安吉有个竹博园，我曾经去参观过。在这个占地1200亩的“竹类大观园”内，饱览了世界各国奇篁异筠，了解了千年来竹子的加工利用史。 其中，栽培利用厅以实物的形式来说明当前竹子栽培利用的科学技术水平，一一展现了竹子在各个领域的加工生产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竹制品；工艺集萃厅收集有全国各地的竹编竹雕竹扇等工艺精品；历史资源厅追溯6000多年的竹历史，记载了繁衍数千年的竹文化传统，从客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介绍了我国以及世界竹林资源情况；国际交流厅展出美洲非洲东南亚等二十多个国家赠送的竹制品……总之，这里汇聚着古今中外人们“格竹子”格出来大量关于竹子的知识。 而当年王阳明是怎么“格”竹子的呢？据《年谱》载，他是取官署中竹格之，“深思其理不得，遂遇疾。”据说整整格了七日，静坐在竹子面前冥想，一连七昼夜，终于病倒而一无所获，遂得出结论：知识不能从研究客观事物中得来，说什么“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许多年后他依然对此次的失败感叹说：“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传习录》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