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关键词：范仲淹 庆历新政 熙宁变法 程朱理学

    我曾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发表《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指出范仲淹实为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又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发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对于宋朝的这两次“革新政令”及其与二程洛学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我认为，前一文对于确立范仲淹的历史地位是重要的，而后一文对于评价宋代的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更为关键。遗憾的是，我在后一文中虽然提出了一个大致的看法，但论证实较粗疏，有时想起来不免汗颜。为弥补此遗憾，故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作一补说。因学力所限，粗疏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宋学研究的大家不吝指正。
    一
    关于范仲淹的历史地位，我认为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这可从四个方面说。
    其一，从传统的学术思想史上说，因《宋元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故范仲淹的历史地位被“宋初三先生”所掩。在《宋元学案》中，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之后，即“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之后，才是高平（范仲淹）学案。这种误置，只是因为胡瑗在执掌太学时曾为程颐的老师，而胡瑗又曾与孙复、石介一同在泰山苦学。关于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我在《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一文中已多所辩正，在此毋须繁赘，只补充一条史料，即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所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观此可知，“宋初三先生”及李觏等等只是在范仲淹门下“从游”“肄业”的贤士，如无范仲淹的激励孙复，授以《春秋》，又延聘和推荐胡瑗，“宋初三先生”是没有后来的学术地位的。
    其二，从宋明理学史和哲学史上说，因朱熹把二程的“伊洛渊源”奉为宋学之正统，而二程早年曾从学于周敦颐，朱熹又正式把周敦颐奉为理学之开山，所以范仲淹的历史地位被周敦颐所掩。至今在中国哲学史上，范仲淹名不见“经传”，即使有之也是微乎其微。这固然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有关，但在今日我们反思“中国哲学史”的学科范式或“合法性”时，如果不注重宋明理学史和哲学史同庆历新政之整饬吏治、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确立“明体达用之学”的关系，那么范仲淹就仍与理学史和哲学史无与焉。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这不足以说明宋明理学和哲学同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关系，亦不能正确评价宋明理学和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价值取向。
    其三，从经学史和易学史上说，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把庆历以后称为经学的“变古时代”，其引王应麟《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①]这里仍没有明确标出宋代经学的转变源自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七经小传》的作者刘敞于庆历六年中进士，他的学风正是庆历新政对学人发生影响的反映（刘敞《公是集》卷五《贺范龙图兼知延安》、卷二十四《闻范饶州移疾》、卷二十六《闻韩范移军泾原兼督关中四路》等，皆称颂范仲淹）。熙宁变法时“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策论试进士”，并把《三经义》颁布于学官，这不过是庆历新政改革科举（“先策论而后诗赋”，“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之流亚。《宋史·范仲淹传》云：“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但现易学史著作鲜及范仲淹，而实际上他对于宋代易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宋易图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刘牧，在任饶州军事推官时以范仲淹为师（事见《王安石全集》卷九十七《刘君墓志铭并序》），范仲淹在经略陕西时“举刘牧、钱中孚等十七人，充陕西差遣”（《范文正公集·年谱补遗》），旋又推荐刘牧为兖州观察推官（《范文正公集》卷二有《送刘牧推官之兖州》），刘牧的易学著作为“《刘长民易》十五卷”，“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呉祕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
    其四，从政治思想史上说，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曾长期蒙诟病，但近代以来国人祈向“富国强兵”，遂对王安石的评价有了转机。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又说：王安石之前“其能知治体、有改弦更张之志者，惟一范仲淹。论其志略，尚下荆公数等，然已信任不专，被间以去。”[②]这里已明显有了“扬王抑范”的倾向。在1949年后的史学研究中，因史家多引列宁所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所以对王安石及其熙宁变法都予以很高的评价，而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则被王安石所掩[③]。实际上，所谓“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并非列宁本人的观点，而是普列汉诺夫引为“论据”而反对列宁的，我对史学界相沿成习的这一误引已另写专文辩正[④]。在对宋代思想的评价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呈尖锐对立之势（《程氏遗书》卷二上云：“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如果“扬王抑范”，则熙宁变法之后宋学的主流（道学或理学）便成为一种历史的错谬；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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