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宋学护教立场下的整体诠释 如上五则材料，仅仅是截取汉唐间较有代表性的评论，重在突出具体分疏的论说风格下诸多不同的角度。如果说如上个别评注还不能看到其明显受到《论语》的影响，那么及至宋代，孔子解释的权威性则明显增强，理学家将《论语》故事纳入其思想体系中加以整体诠释，变得更为丰富和系统。检阅程朱著作的相关条目，发现他们对该事件的解释基本相同。[6]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伊川之论述为例，分析其解经之特色。 桓公、子纠，襄公之二弟也，桓公兄，而子纠弟也。襄公死则桓公当立，此以《春秋》知之也。《春秋》书桓公则曰齐小白，言当有齐国也，于子纠则只曰纠，不言齐，以不当有齐也，不言子，非君嗣子也。《公》、《榖》并注四处，皆书纳纠，《左传》独言子纠，误也。（《二程外书·第六》） 按：子纠与小白，宋以前文献要么不提孰长孰幼，要么说子纠为兄而小白为弟。但伊川解释与之相反。其论证主要依据《春秋》笔法，观其微言大义，同时认为《左传》有误，进而说明小白得国正，子纠争国非。其中缘由。从《集注》注《论语·宪问》章18节引程子语中，可略见端倪： 程子曰：“……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雠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覆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珪、魏征，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四书章句集注·卷二十九》） 弟之尊兄，为道义之正；嫡长子继承，为国君继承之原则。故管、召行为的正当与否，取决于能否规劝其主敬兄行悌并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而后者又取决于桓公和小白的长幼身份。若依传统说法，则子纠为正，管仲去正而事不义，则其功再大，也与王珪、魏征一样不合道义，作为道德的守护者的孔子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苛责，反而称赞“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则显得有损圣人形象。因此，伊川力辩史实，视小白为兄而子纠为弟，则子纠争国，管、召助其争国，均不合道义。管仲后能幡然悔悟，将功赎罪，由不义而归于正，亦合乎改过迁善的原则。这样，孔子不加苛责，无损圣人形象。伊川考辨史实，采取以意解经之方式，其结论值得商榷——毛奇龄已在《论语稽求篇》中引《春秋》三传、《荀子》、《史记》等史料加以驳正——但若就动机言，伊川背后有维护圣人形象的苦衷，有着阐明天理亘古不易的思想观念，则程子之辨析又在情理之中。 伊川的另一独特解释是关于“如其仁”的理解： 孔子未尝许人以仁。或曰：“称管仲如其仁，何也？”曰：“圣人阐幽明微之道，只为子路以‘子纠之死，管仲不死，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圣人言语，抑扬处当自理会得。”（《二程遗书·卷第十八》） 侧重内圣，注重修养，时时不忘端正君子道德动机，以严格的道德观念评述人物行为，这促使伊川把外在事功与内在德性区分开来，认为孔子对于外在事功之赞扬，不代表称许管仲之品德。从思想源头上说，这一解释可能受到《孟子》的启发。孟子固守王霸之辩，以道德动机和内在品德品评人物，劝勉人君行仁政，斥责管仲以力假仁，称霸天下。孟子对管仲的态度，恐与孔子有别，但宋时孟子思想地位大为提升，需将《论》、《孟》解释为不相冲突之思想体系，故以《孟子》之意解《论语》，将“如其仁”解释为“言其有仁之功”。 有了如上区分，程子解释了孔子称许管仲的原因： （伯温）又问：“孔子称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称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紏，所事非正……失于初也。及其败也，可以死亦可以无死。与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为非而改之，义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权其宜可以无死矣。故仲尼称之曰‘如其仁’，谓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纠正而不死，后虽有大功，圣人岂复称之耶？若以圣人不观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称其后来之是非，则甚害义理也。”（《二程遗书·卷第二十二上》） 与人同事而死之，这一忠诚的原则深具普遍性，能够指导普遍的道德实践，应该成为人普遍遵循的正道常理。管仲之不死，为明智之士的权宜之用，但不具普遍的指导意义。故程子将召忽从主死节视为“理”、“正”，而把管仲去恶从善、将功补过的行为视为“权而宜”。既然管仲在子纠死后“可以死亦可以无死”，故孔子可以不苛责，进而直接对管仲后来的行为做出评价，称许他所取得的功业。这进一步明确了孔子的推理评价思路，认为孔子的评价不是对两个事件的简单权衡，而是在管仲的选择没有违背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对他后来取得的历史贡献做出正面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伊川对《论语》思想的内涵把握得更为系统，呈现出如下显着特征：一是伊川具有护教学的立场，以此裁断史料之真伪，维护和塑造圣人的正面形象；二是把大一统社会下的“忠”观念及嫡长子继承制视为天理而不可动摇，非常重视对桓公、子纠孰长孰幼的辩论。由此认为管仲的选择不违道义，但魏征不死建成而事太宗之行为需加贬斥；三是突显了宋儒重内圣修养的解释向度，通过仁之品德与仁之功的区分，确立了内在品德和道德动机在人物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四是进一步明确了孔子的推理评价思路，让读者领会“圣人阐幽明微之道”。 最后再来看王夫之的评注： 夫子不辨管召之不宜党弟以争国，想来初不以此宽仲而鄙忽。盖齐之难，起于襄公之见弑，则为襄公之子者，俱有可反国以存宗社之义。非国家无事，长幼有定序，而纠故作逆谋以争兄位也。……当其始时，齐大夫且不知小白之存亡，而况为管召者，亦安得舍现在可奉先君之子，而远求其兄于不可知之域哉？迨其后，桓公已自莒返，而鲁与召忽辈乃犹挟纠以争，斯则过也。先君之贼已讨，国已有君而犹称兵以向国，此则全副私欲小忿，护其愆而侥幸富贵，以贾无益之勇。故曰匹夫匹妇之为谅。若王、魏之于建成，则兄弟当父在之日而构大难，俱为不仁不义，而建成则高祖所立之冢嗣也，已受父命而正大位，非纠比矣。王魏受命于高祖为宫僚，则义不容于不死。……（《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当国家危难之时，宗社之义高于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故在齐国动荡无君的危难之际，作为国家大臣，管、召不知小白存亡，当出于社稷安危的考量而辅佐身边的先君之子尽快回国继承君位，故无兄弟相争之说，孔子起初也就不“宽仲而鄙忽”。当先君之敌已除，新君也已拥立时，则管仲、召忽皆应积极辅佐小白，以图国家安定富强，不可出于对子纠的个人恩义，辅助其以暴争国而另生祸乱。故孔子评论召忽为“匹夫匹妇之为谅”，称许管仲“如其仁”。与之相比，王、魏之选择看似与管仲同而实则不同。因为身处国泰民安之时，王子与大臣当恪守“长幼有序”之伦常，维护嫡长子继承制。建成封为太子，王、魏当竭力辅佐，与其同进退，共生死。世民杀兄而试图继承王位，显得不仁不义。 与程子相比，王夫之也有为圣人辩护的思想动机，故两者护教学立场相同。他继承程子“桓公兄，而子纠弟也”的观点，但并不认为管、召在助子纠回国时有与兄长争国的动机，也不对仁之品德与仁之功加以明确分辨，这又与程子的看法不同。王夫之区分了国家安定与国家危难两种情况，提出危难之时国家利益至上、保国救国的大义优先于王位继承制度的原则，这可能是由于清军入关的时代背景和深处亡国之痛的自身处境，影响到他对经典的解读视角。另一方面，王夫之同样坚持：在国家安定时，王子与大臣应恪守严格的忠义原则，这又继承了宋儒的普遍观念，坚守严格的道德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