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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宋代诸儒每以天理人欲为辨别王霸之鹄的，谓王者合于天理，霸者本诸人欲。陈亮驳之曰：“自孟荀论义利王伯（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伯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幡，而道何以长存乎？”“孟子终日言仁义，而与公孙丑论勇如此之详，盖担当开廓不去，则亦何有于仁义？”[22]明确了三代崇仁义，与后世尚智勇，义各有当，未容强为轩轾。 陈亮又批驳了诸儒不明历史嬗变之经程，率以法先王为口实，而持理欲之说，谓为古今世道升降之大原之谬妄：“昔者三皇五帝与一世共安于无事；至尧而法度始定，为万世法程，禹启始以天下为家而自为之，有扈氏不以为是也，启大战而后胜之；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取之而为周；武庚挟管蔡之隙，求复故业，诸尝与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违众议，举兵而后胜之。”并且由“王霸之纷纷”之原因，从而推论由王之霸，为世运必经之阶段。 陈亮与朱熹论皇帝王霸之学，数以书往来，“朱熹虽不与而亦不能夺也”。朱熹曾于信中劝说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朱文公文集》卷三六）陈亮以为这是对他的思想和主张的曲解，遂与朱熹进行了一场长达近三年之久的关于“王霸、义利”的辩论。其论为世所忌，“群以功利之见卑之也”，自然更不为朱熹派所接受，而以方隅之见弃之。 在孱弱的南宋国家面临着女真铁骑威胁之下的严峻危机时刻，陈亮事功学派为拯救国家危难而力倡“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人欲适度，即是天理。这种心存匡济的经世致用之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正如陈锺凡先生所论“夫功利主义，诚未足以言显学，然而当南宋危亡绝续之秋，未尝不足以宏济艰难”，“惜其言不为天下所重”。 围绕王霸、义利、天理和人欲等重大哲学问题，陈亮先后写了《又甲辰秋书》、《又乙巳春书》等一系列给朱熹的信，同程朱理学展开辩论。大辩论中，他独树一帜，力倡事功，构建了以“事功”为核心的崭新的思想体系-----永康学派。 那场关于“王霸、义利”的论争，成为南宋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理学巨子朱熹在《论陈学之非》之时道：“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23]陈亮喜“谈说古今，说王说霸。” [24]他曾尖锐地批评新儒家注重道德动机的思想倾向，而极力推崇象汉祖、唐宗那样因杂用霸道确立了丰功伟业的英明君主。朱熹坚持认为，汉唐君主的为政理念未有一毫免乎利欲之私，因而即便创建了伟大的事功亦无足称道。朱子心目中的"英雄"永远属于儒家经典所称美的德行纯粹的三代圣王。这场论争的言外之意无非何为国家行为之鹄的：繁荣昌盛有如汉唐帝国的政治社会，抑或以"唐虞三代"之名为标帜的理学版本的乌托邦？陈亮以南宋所遭遇的困境为无以加矣的头等大事，而朱熹将彼时之困境视如千秋万代的共同困境。朱熹与陈亮之间的三代、汉唐之争，非纯粹的学术论辩。因程朱一系的学说后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从而升格成指导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人性之完善为基石的"三代"由此悬为国家行为的既定方向，而政治家正心诚意的个人修养则普遍视作臻于此境的不二法门。 陈亮言王霸义利，颜元继起。他针对董仲书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史观，坚持以“功利”为核心，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言行录·教及门》）”他认为古代的王道，“精意良法”，便是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奖励耕战。并尖锐地抨击宋代以来理学的祸害：“无事袖心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存学篇》卷一）“士无学术，朝无政事，民无风俗，边疆无吏功。”（《习斋记余》卷九）以此作为其功利主义历史观的反证。宋代以来，王安石的新法从功利主义出发而受到贬斥，颜元遂愤愤不平道：“所恨污此一人，而逐普忘君父之仇也，而天下后世遂群以苟安颓靡为君子，而建功立业欲愭拄乾坤者为小人也。岂独荆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这种不幸，同样也是陈亮事功学派之不幸。 陈亮在《复朱元晦书》曰：“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苟能潜心玩省，于巳发处体认，则知夫子之道，忠絮而已。”陈锺凡先生析曰，“以物为事物，与颜元‘大学自行习下手’（《四书正误》）之说正尔同符，固‘惟行论’之发端也。” 颜元十分认同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说，正视君主有所作为，他极力褒扬历史上那些因“动”而有所为之英明君主：“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五霸之假，正假其动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吾尚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言行录》卷下）此所谓“动”，亦即有所作为。 其后戴震进一步阐明了陈亮“人欲适度，即是天理”之说，大胆揭露了理学“以理杀人”的罪恶实质。指出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是“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并主张“理存乎欲”：“生养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举矣。”（《原善》卷上） 陈亮的具有离经叛道色彩的关于“王霸、义利”之学说，虽被朱熹派以方隅之见弃之，“其言不为天下所重”，但却给近代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事功新风。随着近代外侮内患时局之变动，清帝国在世界的急遽变革中风雨飘摇、江河日下。永康义利、王霸之学这股事功新风，最终为近代经世致用之学的开拓带来了深远的效应， 经世致用之学在近代已成为了维新改革派之帜志。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的先驱概然以天下为己任，豪情盛概不已。魏源曾针对程朱所鼓吹的“三代之治”，指出历史进化的客观趋势不仅不以“圣王”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恰恰相反，哪怕“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虽圣人复作，必不舍科举而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夜蛾，……虽圣天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古微堂内集》卷三）魏源与龚自珍一样袭用“公羊三世说”，将所处之世、鸦片战争时机的危机时代，视为“末世”，呼吁变法、改革。他强调：“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法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倘如司马光所论，宋代事功派“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25]，那么晚清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则干脆抛弃了“王者之道”这一外衣，而直接“示其所欲”。他们奋力鼓吹“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时势亦能造英雄”（《自由书·英雄与时势》）反对“二十四史”所载“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民主革命先行者孙文在力主“时势造英雄”之同时，进一步指出“英雄是时代的产物”，号召革命“大家来作”，“唤起民众”，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其民生史观的光辉在近代发展史上显得灿烂夺目。孙文“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主义》）之论，更是摈弃了一切乌托邦空想、道德说教、宗教激情而走向唯物史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