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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的思想相适应，苏轼必然重视人的个性。例如，他有一段十分著名的批评王安石的话：“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１２一般的论者，以为王安石排斥文学作品审美形式和审美风貌的多样性，其实并非如此，焦循在论及苏轼此语时曾说，“王氏之文独成一家，其善正在不与人同。”１３可见并非指文艺创作。根据当时的情况可知，苏轼发此议论主要是出于他对王安石推行以经义策论取士的科举制度的不满，即不满王安石以一己之政见来要求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轼也是重视人的不同的政见，当然也必然关涉到尊重不同的个性。而朱熹专门针对苏轼的这一段话所发的评论就更加意味深长了：“东坡云：‘荆公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此皆说得未是。若荆公之学是，使人人同己，俱入于是，何不可之有？今却说‘未尝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说话！若使弥望者黍稷，都无稂莠，亦何不可？只为荆公之学自有未是处耳。”１４朱熹的话无非是一种好听的空话而已，若使人同己，即使是现实中再好的“学”，其结果都肯定是不好的，甚至可能出现都是“稂莠”而无“黍稷”的局面。只有尊重人的个性，才有可能“黍稷”多而“稂莠”少。 实际上，在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上，苏轼和包括朱熹在内的理学家的态度正好相反。总的看来，理学大体上主张“理一分殊”，重“理一”而轻“分殊”，重共性而轻个性，在把握共性的基础上来把握个性。但苏轼相反，他认为抽象的共性是不可见的，是并不重要的，而具体的个性是鲜活的，也是事物共性的直观的显现，是应该着重把握的。对于个性与共性的把握取径，苏轼也与理学相反，主张据其末而返其本，由分殊而理一。例如，苏轼认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据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１５，“贞，正也。方其变化，各之于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此所以为贞也”１６。由对末、对情的把握而进入到对本、对性的把握。这种所谓自上而下的方式实际上是将“下”的属性规定为“上”的本质。例如，他认为抽象的东西是不可见的：“世之论性命者，多矣，因是请试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瞽者未尝有见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夫以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无见，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识，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１７性就是“可见者”本身，是与“可见者”“一而不二”的东西，而不是“可见者”以外的其他的现实或观念的存在。而任何现实中具体存在的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样的，都必然是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的。这种理论不仅直接导致了对个性的尊重，也导致了以具体事物的特性为具体事物之道的理论倾向，一般所谓苏轼的一物有一物之道，其根源就在于此。 《东坡易传》在许多地方都表现了把事物的差异性看作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观点。”‘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吉凶者，势之所不免也。”１８之所以有吉凶产生，是因为事物之间是有区别的，如果真是“万物齐一”，便无吉凶变化，世界便是死寂一团了。不仅如此，苏轼甚至还把“睽”看成是事物存在的根本方式：“有同而后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说之丽明，柔之应刚，可谓同矣，然而不可大事者，以二女之志不同也。人苟惟同之和，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则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２０这的确是有“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天地因不同而“睽”，但也正是因为“睽”才创造了天地，覆载了万物，从这一意义讲，又是最大的同。当然，苏轼并不否定事物的共同性，他追求的是和中之同，他在很多地方表达了“君子和而不同”２１观点，对“同而异，晏平仲所谓和也”２２大加赞赏。但他有着更详细的分析，他说：“君子出处语默不同而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则虽有坚强之物，莫能间之矣，故曰其利断金。”２３“出处语默不同”只是外在的表现，只要是“君子”，其本质便是相通的。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苏轼的“君子”与传统儒家的君子有着很大的不同，往往是指那些有着独立的见解和高洁的品格的人，即具有个性色彩的人。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个“可必”之“同”，也是指人的个性。 苏轼反对追求无个性的共性，反对只求表面一致而不求根本相同的“乌合”，但又不仅仅是从社会政治意义上去讲的，而是上升到了本体的高度。在解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时说：“方本异也，而以类故聚，此同之生于异也。物群则其势不得不分，此异之生于同也。”２４事物因有共同的地方而“聚”，但物群聚合又必然导致“分”，因此，就产生了事物的不断的变化。“同之生于异”，“异之生于同”，二者不仅是相互转化的，也是事物的存在方式。但无论是“同”还是“异”，都不是静止的，关键在于一个“生”字，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不断变化着的世界和富有个性的万事万物，而这一切，因为是自然运行的显现，有着本体论的依据，因此是合理的，也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通过分析象数，苏轼也阐述了“睽”产生的必然性，并强调了苟同的不良后果和重视“异”的必要性：“睽之不相应者，惟九与四也。初欲适四，而四拒之，悔也。四之拒我，逸马也，恶人也。四往无所适，无归之马也。马逸而无归，其势自复，马复则悔无矣。人惟好同而恶异，是以为睽，故美者未必婉，恶者未必狠，从我而来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二。以其难致而舍之，则从我者皆吾寄也，是相率而入于咎尔，故见恶人所以”辟咎“也。”２５应该说，“人惟好同而恶异”是现实社会对人的异化，不是人的应然状态，但现实中却往往如此，所以其结果必然是“睽”。从社会功利的角度来讲，“以其难致而舍之，则从我者皆吾寄也，是相率而入于咎尔”，不同者“难致”而苟同者易合，苟同必然是“相率而入于咎”。苏轼对于睽卦初九爻“恶人”一词的解释是意味深长的。本来，“恶人”是指对立面九四，接见“恶人”是为了避免树敌而招致祸患。从初九这个爻位来说，乖离刚刚开始，没有致同的可能性，而《易传》以和为上，因此，要与“恶人”搞好关系，这样才能处守中正之道。但根据《东坡易传》的上下文可知，苏轼是把“恶人”看成了“异”，“见恶人”看成了接受不同的意见和容纳与自己具有不同性格的人，即苟同而“入于咎”，纳“异”而“辟咎”。实际上，苏轼在此对《易传》直接尚和的思想作了一种转换，将纳“异”当作反对苟同而实现尚和的手段。他认为真正理想的时代是允许有个性存在的时代，他用诗一样的语言宣称：“大时不齐，故随之世容有不随者也，责天下以人人随已，而咎其贞者，此天下所以不说（悦）也。”２６在这里，苏轼并不是针对“荆公之学，未尝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己”的现象而发，而是将其上升到普遍的高度，真正的“大时”不会要求按同一个模式来塑造人的性格，而是要容许具有不同性格的“不随”者存在。如果以专制的方式来责成“人人随己，而咎其正者”，将会导致天下的“不悦”，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大时”的时代便是尊重个性的时代。具体到人才的使用上，苏轼主张不要求全责备，认为只有具体有着个性的人，没有抽象的“完人”，因此，苏轼说：“圣人之于人也，责其身不问其所以，论其今不考其素，苟騂且角，犁牛之子可也。鼎虽以出否为利，而择之太详，求之太备，天下无完人。”２７ 苏轼主张这样治理天下：“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尽丧。无妄者，驱人而内（纳）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乌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故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２８如果一定要达到某个标准，可能会一无所获，只有顺乎自然，才能天下治平。在苏轼看来，“天下之有小不正”，其作用正是“养其大正”的，而“至正”看似冠冕堂皇，实则是“毒天下”的毒药，如果以“至正”“毒天下”，必然造成一种“天下其谁安之”而混乱不堪的社会局面。“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诚同。”２９这里显然是“独化”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上的应用，其实“独化”思想正是尊重个性、尊重人的个体情感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只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人的个性和情感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苏轼对拘谨局促的人生方式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尧舜之所不能加，桀纣之所不能亡，是谓诚。凡可以闲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尽去，则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谓‘闲邪存其诚’。不然，则‘言’、‘行’之‘信’、‘谨’，盖未足以化也。”３０这里的“诚”，是指人的自由自足的本性，“邪”则是政治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中的反映。此处的“闲”，可训为“防”，整句话的意思是说理学家主张的拘谨局促的人生方式，是不足以化成天下的。只有祛蒙解蔽，恢复人之本性，做性情中人，才是符合人生和社会的应然要求的。 苏轼的人性论从人的自然的感性需求抽绎出人情，这种人情秉承了人的感性需求的自然性，但又超越了物质层面上的自然需求，使之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并与性、理、道相融为用，具有了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相对抗的性质。因此，苏轼的情本论成为中国传统人论、人学中最为光彩的篇章之一。明代的董其昌说王阳明的心学“其说非出于苏（轼），而血脉则苏（轼）也”３１，指的应该是苏轼情本论思想的影响。 注释： １《淮海集》卷３《答傅彬老简》。 ２《四库全书总目》卷１４６。 ３《宋元学案》卷９９。 ４《宋元学案补遗》卷９９，《苏氏蜀学略补遗》。 ５《东坡易传》卷７，以下引《东坡易传》仅标卷数。 ６ １１ ２４卷７。 ８《德充符》。 ９《在宥》。 １０《骈拇》。 １２《答张文潜书》。 １３焦循《易余龠录》第１６。 １４《朱子语类》卷１３０。 １５卷９。 １６ １７ ３０卷１。 １８）卷８。 ２０ ２２ ２５卷４。 ２１卷６。 ２３ ２６ ２９ 卷２。 ２７卷５。 ２８）卷３。 ３１沈德符《野获编》卷２７。 作者简介：冷成金（１９６２－），男，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与哲学。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 中文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