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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心性论的产生，如同宋明理学的创立一样，既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又有着自身的思想渊源，反映了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唐末五代社会分裂局面的结束，建立起统一的宋中央集权制王朝。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由土地占有制度的变化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观念的历史性变化。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维护社会的治理与稳定，而维系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原则，在历史上非儒学莫属。唐、五代儒家伦常扫地，宗教思想盛行造成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局面，涣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使民众饱受战乱之苦，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有鉴于此，理学家们对缺乏思辨哲学的传统儒学进行反思和改造，既保留和弘扬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又把儒家伦理与思辨哲理紧密结合。他们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并借用了佛教哲学的心性论、理事说、本体论，道家、道教的道本论、自然人性论、道法自然思想，玄学的体用论，以及古代的元气论等思想资料，并加以改造创新，建立起把儒家伦理学与思辨性的哲学形式统一起来的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儒家哲学的理论思辨水平。宋明理学心性论作为新儒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代表，具体说来，它的思想渊源包括： （一）传统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心性论 传统儒家心性之学是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基本理论来源。先秦是儒家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心性之学的创立时期。孔子对心性问题论述不多，然而其思想却启发了孟子。孔子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其心指人的主观意志。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认为人的本性是接近的，承认有统一的人性。孔子虽没有把心、性联系起来论述，但他提出“为仁由己”的命题，强调仁的实现在于人的主观意志和追求与把握。这启发了孟子的尽心知性说。 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最早给心以高度重视，他提出“心之官则思”的着名命题，认为心是思维器官，具有认识事物的功能。并赋予心以道德属性，指出“仁，人心也。”认为心具有先验的道德本性。孟子首倡性善论，认为人性无有不善，指出性的内涵是仁义礼智四德。孟子并把心、性联系起来加以论述，确立了儒家心性之学。不仅仁为人心，而且认为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心之四端“扩而充之”，便是仁、义、礼、智性之四德。可见心性有密切联系。进而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认为尽心即是存心，保持心的完美无缺，这便可以知性。知性即保持善性，由于善的道德本性是天赋的，所以做到了尽心、知性，也就知天了。因而孟子强调，存心、养性的目的，是为了事天。孟子的心性学说对后世包括对佛教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心性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根据。 荀子进一步阐发了心的认知功能，提出了心与耳目感官的区别，心的认识功能是进行思维，对耳目感官起统率支配作用。他说：“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认为心的思维活动必须以感觉为基础，并由此区别事物的同异。与孟子主张相对，荀子首倡性恶论，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认为人性是自然的，它天生为恶，圣人“化性而起伪”，明礼义以教化之，用法治刑罚来治理，使人性合于善。旨在说明善是后天人为形成的，无人为则性不能自美。荀子虽分别论述了心、性，却未注意把二者联系起来论述，尽管他提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的观点把心与仁、公等道德结合起来，但由于这些道德原则均不是性本身的内涵，故心与性在伦理意义上没有直接的联系。由此，儒家心性之学以孟子的心性论影响较大，而荀子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性恶论，不为理学家所看重。 此外，儒家经典《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易·系辞》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董仲舒提出性三品说，扬雄提出性善恶混论，韩愈提出性情三品说，这些都对宋明理学心性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