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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文行将结束之际，尚有几端需要概析，述于下，以作结语： 其一，宋儒各以其学体会孟子，如以《易》学各家的邵雍谓：“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所谓善用《易》者也。”（70）这就把孟子当作一位其言“未尝及《易》”而又能“善用《易》”、存“《易》道”的真正《易》学家。因此，如果从学术层面上条分缕析，宋儒之孟子观可谓类型繁多，但综而论之，则不外构成了宗孟与非孟两大思潮。 其二，宋代的宗孟者好从“道统”角度论断孟子的历史地位，这除了表达出其对孟子的尊崇之意外，还有其要自续“道统”的含义在内。这在唐代已由韩愈开其端绪，宋代宗孟者、尤其是理学家们（无论是朱学者或者陆学者）更紧随其后地倡而论之。与之相对立的非孟者，其对孟子的怀疑、贬抑、批判以至否定，一方面是对当世日益高涨的宗孟思潮的反弹，另方面则是要通过对孟子的非议来表明其自承“孔子本统”。如叶适之非孟，其真正用意乃是要宣示只有由其集大成的渐东事功学派才是“嵇合于孔氏之本统”的儒学本质精神之所在。这科以遥接“孔氏之本统”自命的心态，非独叶适有之，在其他非孟在那里也同样存在。自许“道统”之传人而又站在卫护“道统”的立场上排斥他家他派他人的思想，绝非仅仅只是宋代宗孟或非孟者的一大特色，而贯是贯穿中国儒学史的一大传统。 其三，宗孟与非孟两大思潮相互对立、斗争地存在着。二者之间的激烈交锋构成有宋一代儒学史的重要内容之一。非孟者固然时时将批判的矛头指出宗孟者（这在南宋时期表现得尤为显明），而尊孟者亦不时对非孟思潮予以猛烈反击，如北宋时的余隐之作《尊孟篇》逐条反驳李覯、郑叔友等人的贬孟之说；南宋时的朱熹则撰《读余隐之<尊孟篇>》，在余文基础上对非孟思潮进行系统而又严厉地批斥。倘若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做统一审察，则诚如邱汉生先生所说：“贬孟与尊孟的论争，从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绵历一百年之久。这反映了在农民起义指斥封建统治阶级‘安有此理’的时刻，统治阶级图谋修补统治思想、寻找思想武器的惶急情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郭的学术思想的分歧。”（71） 其四，综两宋而论之，宗孟思潮不仅是主流，并且，两大思潮的角逐乃是以宗孟思潮的胜利而告终结的。其后，与理学影响日大，尤其是程朱理学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相适应，孟子的“亚圣”地位愈益稳定地确立了下来。这种权威地位是很难憾动的，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语，谓‘非臣子所宜言’，议罢其配享，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钱）唐抗疏入谏，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时，廷臣无不为唐危。帝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72）。由此可见，朱元璋以帝王之尊也无法改变孟子的地位，而以儒自命的文臣则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使孟子的地位受到丝侵犯。但这又并不意味着非孟思潮从此完全消声灭迹。事实上，作为一股伏流，它始终存在着，一旦时机适宜便会有所涌现。如明代中后叶，人们开始逐派从程朱理学教条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此时的一些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同时，亦对孟子提出非议、指责，如赵贞吉谓：“往予读荀卿之讥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未尝不骇也。及探道日久，心稍有知，回视孟子之禽兽杨、墨，则窃谓持论之过严矣。夫二子之学要有所本也，墨子本于禹，杨子本于黄帝、老子；二子皆当世高贤，其学本以救世，至其徒之失真，则非二子之罪也。遽极其讨伐而拟诸禽兽焉，非不深究先王之学术亦各有在之过乎？谓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者，尝谓：‘孔子，自生民以来所未有。’则于孔子之前上圣至人诚亦有所不暇考，乃荀子之言亦未为过。……夫海翁法孔、孟，法尧、舜。尧之授舜则曰‘执中’，而子思训‘中’为‘喜怒哀乐之未发’；翁则以为自婴儿以及老死，无一息非已发，其‘未发’者特未尝发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共末年乃叹师门尝以为教，顾已狂于训诂古义，而未及求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叹，不知翁之将姑为是谦退耶，抑所造实若此耳？夫使翁之所造实如此，则翁之所法孔子之统者何者？”（73） ［注释］ （1）《韩昌黎全集》卷十一《读荀》。 （2）东汉赵歧注《孟子》，尊孟子为“亚圣”，又说汉文帝曾设置过《孟子》“传记博士”。但“亚圣”之称仅为赵氏个人之见，从未被宋以前的官方和大多数儒者所认可，而“传记博士”一事并未见载于《史》、《汉》，故即使存在过，一定为时甚短，且几无影响。 （3）见《宋元学案》卷四十《横浦学案》。 （4）同上。 （5）参阅《河东先生集》卷六、《孙明复小集·二》。 （6）《河南程氏文集》卷十。 （7）《宋元学案》卷一四《明道学案下》黄百家案语。 （8）《四书集注·大学章句序》。 （9）《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见《宋元学案》卷六十三《勉斋学案》。 （10）《陆九渊集》卷一《与李省幹·二》。 （11）参阅上书卷一《与侄孙浚》。 （12）上分卷十《与路彦彬》。 （13）苏洵曰：“自孔子没，百有余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后，数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子后乃稍阔远，二百余年而杨雄称于世。杨雄之后不得其继，千有余年则属之韩愈氏。韩愈氏没，三百年矣，不知天下将谁与也？”（《嘉祐集》卷十。） （14）苏轼曰：“自汉以来，道术不出于孔氏，而乱天下者多矣。……五百余年而后得韩愈，学者以愈配孟子，盖庶几焉。愈之后，三百余年而后得欧阳修，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自欧阳子之存，世之不说者谣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无肖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语见《文集》） （15）《鸡肋集》卷三十七。 （16）此种情形，甚至到北宋初中期仍时有所现。如周敦颐曾以“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为题启发二程，而二程受其影响，亦谓：“学者欲学圣人，且须学颜子。”（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可见，在周、程诸子心目中，颜回地位似犹高于孟子。 （17）《圣宋文选》卷七《王禹偁文·投宋拾遗书》。 （18）见《河南程氏遗书》“附录”胡安国《奏状》。 （19）《孟子·尽心上》。 （20）同上《尽心下》。 （21）《河南程氏遗书》卷六《上太皇太后书》。 （22）《苏轼文集》卷四十八《应制举上两制书》。 （23）刘安世为司马光的弟子，但其喜《孟子》，则与乃师的短大相径庭。 （24）据《宋元学案》卷二十《元城学案》。 （25）晁公武：《郡斋续书后记》卷二《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 （26）同上《王氏杂说十卷》引蔡卞《王安石传》。 （27）《王文公文集》卷五十五《奉酬永叔见赠》。 （28）详参张希清：《王安石赈济思想与<与龚舍人书>的真伪》，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9）《论语·公冶长》。 （30）黄震：《黄氏日钞》卷十二《讲义·论语·弟子入则⒄隆贰?/P> （31）《圣宋文选》卷十。 （32）《经学理窟·义理》。 （33）《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上。 （34）上书卷十九。 （35）《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答陈器之书》。 （36）《北溪语录》。 （37）《横浦心传》卷七。 （38）《周谦溪集》卷八《养心亭说》。 （39）《经学理窟·义理》。 （40）《孟子集注·告子·性犹湍水也章》。 （41）上书《尽心·万物皆备我矣章》。 （42）《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二《答李叔文》。 （43）《张南轩先生文集·存斋记》。 （44）《孟子说·告子上》。 （45）《陆九渊集》卷十一《与李宰·二》。 （46）《阳明全书》卷七《象山文集序》。 （47）《苏轼文集》卷三《孟子论》。 （48）参阅《宋史·章望之传》、《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 （49）《扪虱夜话》引张方平语。 （50）从儒学史，或更宏阔地，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省察宋儒对孟子心性论的这种发展，我们既应充分肯定其深化儒学哲理性，提高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功绩，同时又应看到宋儒、尤其是朱熹一派理学家只是从仁性这一内学层面上发展孟子的心性论，而使儒学及以之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更深地陷入泛道德主义泥淖，并使中华民族的性格愈益内敛，最终使得儒学、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难以自发开启出民主与科学的发展路向，中华民族的近代化亦因之而具有了难产性。 （51）《宋元学案》卷二十二《景迂学案》。 （52）以上俱见《李觏集》“附录一”《佚文·常语》，中华书局1981年版。 （53）《陈亮集》卷二十朱熹《寄陈恭甫书九》。 （54）同上《寄陈恭甫书八》。 （55）同上《又乙己春书之二》。 （56）《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九《皇朝文鉴·三》。 （57）上书卷十三《论语》。 （58）上书卷四十四《荀子》。 （59）上书卷四十九《皇朝文鉴·三》。 （60）上书卷四十四《荀子》。 （61）上书卷十三《论语》。 （62）上书卷四十四《荀子》。 （63）《孟子·告子上》。 （64）《习学记言序目》卷十四《孟子》。 （65）《孟子·滕文公下》。 （66）《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六。 （67）《习学记言序目》卷九《春秋》。 （68）上书卷十四《孟子》。 （69）上书卷四十四《荀子》。 （70）《观物外篇》。 （71）《<四书集注>简论》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72）《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 （73）《复广西督学王敬所书·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