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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尊宗孟子、推扬孟学虽为主调，但宋代儒林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与之相违的观点，对孟子其人其学大加怀疑、贬抑、批判以至否定，从而形成一股疑孟非孟的思潮。 北宋时期，郑厚叔著《艺圃折中》，斥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不仅不是“贤人”，而且完全是个资性轻薄的“忍人”、“辨士”；指出孟子口“诵仁义”而实“卖仁义”，在齐宣王面前索要高价，谋求高官厚禄，耍弄“市井贩妇行鬻鱼盐果菜之态”；又说孟子同陈代、告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论辨，每次都“困而遁，遁而支离”，“沮气赧颜”，理屈词穷。司马光著《疑孟论》，对孟子提出十一条质疑，讥孟子为“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者。曾经“学于温公”的晁说之，既作《诋孟》，以排诋、非难孟子为事，又将其非孟思想付诸行动，专折上疏“请去《孟子》于经筵”。（51）李觏更猛攻孟子，他有感于“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的世风，指责孟子为“五霸之罪人”，“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尔”。在他看来，“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故孟子“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他又批评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道：“甚者！世人之尚异也。孔子非吾师乎？众言讙讙，千径百道，幸存孔子，吾得以求其是。虞、夏、商、周之书出于孔子，其谁不知？孟子一言，人皆畔之，畔之不已，故今人至取孟子以断《六经》矣。呜呼，信《孟子》而不信经，是犹信他人而疑父母也！”（52） 南宋时期亦多有非孟之儒。事功学派的儒者陈亮对孟子就多有微辞。比如，关于管仲帮助齐恒公称霸之事，孟子谓其以力假仁，为王道所不为；朱熹本之而认为管仲“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故称管仲有霸道之功而无仁义之心、王道之仁，（53）甚至说管仲“小器”，“当不得一个人”。（54）而陈亮则力反此类见解，针锋相对地指出管仲称霸乃仁者之事。他借孔子、程颐之言发挥道：“孔子之称管仲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亚尺童子皆羞称王伯（霸），孟子力论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之称如此，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55）陈亮之非孟倾向，于此略可窥见。 与陈亮在学术思想上有同一旨趣的叶适，对孟子的批评最为严厉、系统而又深刻，一定意义上，我们可将他视为两宋非孟思潮的集大成者。叶适对孟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以拔本塞源的方法推翻理学家的“道统”观。 叶适承认“道统”的存在，说：“道始于尧，次舜、次禹、次汤、次伊尹、次文王、次周公、次孔子，然后唐虞三代之道赖以有传。”但他断然否认“曾子亲传孔子之道”，指出： 孔子自言“德行”颜渊而下十人，无曾子，曰：“参也鲁。”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殁后，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所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亦可谓至。（56） 故其谓：“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传皆一道。孔子以教其徒，而所受各不同。以为虽不同，而皆受之于孔子则可，以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所以一者，而曾子独受而传之人，大不可也！”（57）又抨击所谓“孟子能嗣孔子”之说，曰： 后世言“道统”相承，自孔氏门人至孟、荀而止。孔氏未尝以辞明道，内之所安则为仁、外之所明则为学，至于内外不得而异称者，于道其庶几乎？子思之流始以辞明道，辞之所之，道亦之焉；非其辞也，则道不可以明。孟子不止于辞而辨胜矣。（58） 他以为孟子有“开德广”、“语治骤”、“处己过”、“涉世疏”之病，说： 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故“开德广”；齐、滕大小异，而言行王道皆若建瓴，以为汤、文、武固然，故曰“语治骤”；自谓“庶人不见诸侯”，然以彭更言考之，“后车数十乘，从者数十人”，而曰庶人可乎？故曰“处己过”；孔子复汶阳田，使兹无还对，罢齐飨，与梁丘据语，孟子不与王驩言行事，惮烦若是乎？故曰“涉世疏”。（59） 并且，孟子所言多为其独创的“新说奇论”，远非孔子原意，如“古之圣贤无独指心者，至孟子始有尽心知性、心官、贱耳目之说”（60）。至于“孟子以‘管仲、曾西所不安，安得为我愿之’，而自谓‘以齐王犹反乎’，则不知孔子之意又甚矣”（61）。总之，“古之言道者，以道为止；后之言道者，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62）“以道为始”的从曾参到孟轲的传承系统正背离了“以道为止”的从尧到孔子一脉相承之“道”。这样，叶适就根本推翻了理学家鼓吹的所谓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的“道统”观，并使首倡这种“道统”观的韩愈也失去所据。 （二）批评孟子专言心性。 心性论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对宋儒、特别是理学家影响最大之处，所以，叶适将之作为批孟的重点。他不仅揭示孟子的“心”说为古之圣贤所不言，而且还从理论上对孟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63）的观点予以深刻批判，说： “按《洪范》耳目之官不思为聪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聪入作哲，明入作谋，睿出作圣，貌言亦自内出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相成而至于圣贤，故尧、舜皆备诸德，而以聪明为首。孔子告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学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季文子三思而行，子闻之曰‘甬斯可矣’。又，儒之是否邪正终非有定。《诗》云‘有物有则’，子思称‘不诚无物’，而孟子亦自言‘万物皆备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是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后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从一，是谓不知天之所与，而非天之与此而禁彼也。盖以心为官，出孔子之后；以性为善，自孟子始。然后之学者尽废古人入德之条目，而专以心性为宗，致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 他即以“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来否定孟子的“以为心官”说，又指出孟子的心性论诱导“后之学者”、尤其是理学家们“专以心性为宗”，造成“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的流弊。此外，叶适又以孟子“性善”论为非，谓： “告子谓‘性犹杞柳，义犹桮棬’，犹是言其可以矫揉而善，尚不为恶性者。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虽论者乖离，或以为有善有不善，或以为无善无不善，或直以为恶，而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与搏噬、紾夺之中；……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 他认为，“古人固不以善、恶论性也，而所以至于圣人者，则必有道矣”（64），因此，他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均不满意，而其所云“人性之至善未尝不隐然见于搏噬、紾夺之中”一语，则显系专门针对孟子“性善”论而发。 （三）对孟子“孔子作《春秋》”说提出非议。 孟子曾言“孔子作《春秋》”，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65）此说影响极为深远，宋代理学家更深信不疑，如朱熹本之而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喊，则政冶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66）而叶适则起而对之发难，指出： 孟子言《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之所以代天子诛赏；……今以《春秋》未作以前诸书详考，乃有不然者。 他认为，孔子只是鉴于旧的载事之史书法“有是非而不尽乎义”，故“修而正之，所以示法戒、垂统纪、存旧章、录世变也。然而《春秋》非独鲁史记之名，孔子之于《春秋》，盖修而不作”。他又批评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的说法道： 善恶所在，无问尊卑，凡操义理之柄者皆得以是非之，又况于圣人乎？乃其职业当然，非侵人主之权而代之也。然而《春秋》者，实孔子之事，非天子之事也，不知孟子何为有此言也？ 在他看来，孔子对《春秋》“修而不在”，其中明辨是非只是类于史官的职责，而绝非代天子行诛赏。他进而指出孟子此说对后世的不良影响：“后世之所以纷纷乎《春秋》而莫知其底丽者，小则以《公》、《谷》浮妄之说，而大则以孟子卓越之论故也。”（67） （四）指责孟子急于求成，不切实际。 叶适对孟子的大多政见都有所批评，如谓：孟子“徒讲经界井地，何益治乱哉？”（68）如此等等。而他综论孟子的政冶思想，归结其病根在“轻进其君于道”而“又重绝其君于利”，完全从心术出发来判定为政之公私得失，指出这虽然陈义甚高，但并不切合实际，对现实政治实践几无裨益。他说：“夫指心术之公私于一二语之近，而能判王霸之是非于千百世之远，迷复当路，焕然昭苏，宜若不待尧、舜、禹、汤而可以致唐虞三代之治矣。当是时，去孔子殁虽才百余年，然齐、韩、赵、魏皆已改物，鲁、卫旧俗沦坏不返，天下尽变，不啻如夷狄，孟子亦不暇顾，但言‘以齐王由反手也’。若宣王果因孟子显示，暂得警发，一隙之明，岂能破长夜之幽昏哉？盖舜、禹克艰，伊尹一德，周公无逸，圣贤常道，怵惕兢畏，不若是之易言也。自孟子一新机括，后之儒者无不益加讨论，而‘格心’之功既终不验，‘反手’之治亦复难兴，可为永叹矣！”（69） 上述诸儒作人非孟的原因很多，如司马光主要是基于其学术上的辨析，依据着疑古观念而对孟子提出质疑；李觏主要是从尊王强国的政治角度力反孟子，故其推崇能够维系“君君臣臣”社会秩序的“孔子之道”而斥“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晁说之是因恶王安石而对孟子产生反感；陈亮、叶适等人则主要是在与理学家的激烈论战中，依据其事功之学的立场而形成岁展起非孟思想。这些儒者对孟子的怀疑、贬仰、批判以至否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着儒学的发展，并使两宋儒学呈现出吹万不同的面貌。就是说，不仅非孟思想自身对儒学发展有其独特贡献，而且其所形成的强烈挑战亦促使并深化着宗孟者的理论思考，这对以理学为主体的正宗儒学的发展无疑有刺激之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