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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把经解看作是为己之学的本质相干的第一义工夫，其具体的结果之一则是据此严分四书与五经；主张学者解经须首重四书，行有余力始及于五经。这是因为四书是直接记录孔孟成德之教的文字，相比之下，五经因其特有的形式体例再加上已遭历代学者渗入己意，所以便仿佛隔了几重。朱子说： 读书，且从易晓易解处去读，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50] 又朱子对于研读四书之次序亦有一主张：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51] 朱子如此安排之用心，倘就前述其思想之内容观之，则亦不难了解，毋庸赘论。 此外，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深入分疏的是：朱子显然并不将解经视为一纯粹认知的活动，而是更重视其为一心灵体会的活动。换句话说，解经的活动乃是解经者持着自己的实践体会进入经典展示的体会世界中来寻求彼此互相攻错、印证以至融合的过程。这一点朱子有极其生动的描写。《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十三书之第十三书云： 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脱有一字之不同，则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当之归，毋惮一时究索之劳，使小惑苟解而大碍愈张也。[52] 卷六十二〈答张元德〉九书之第六书亦云： 大抵读书须且虚心静虑，依傍文义，推寻句脉，看定此句指意是说何事，略用今人言语衬帖替换一两字，说得古人意思出来，先教自家心里分明历落，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无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无闲杂说话，方是得个入处。怕见如此弃却本文，肆为浮说，说得郎当，都忘了从初因甚话头说得到此，此最学者之大病也。[53] 从上引文字中「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等语来看，说朱子是视经解为与典藉进行真诚的对话以求达至体会之交融大概不算夸张吧！这体会的交融即是前面曾提及过的一种心灵或精神的转化与践履。惟其如此，经典解释才能超乎纯粹认知之义而入乎实践之境。不过此处识者或会有一疑虑：即藉解经获得的精神转化严格地说是否仅为一体会之「知」而不应过分夸大其为实践之「行」？显而易见，此一据知与行的区别而来的要求厘清经解（精神转化）底实践义的质疑，衡之于朱子的思想是颇有根据的。《语类》卷九〈论知行〉不是说：「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54] 又说：「痛理会一番，如血战相似，然后涵养将去。」[55] 如此则读书理会确好像只是致知边事，另外还有持守涵养等一段力行工夫。但必须指出，朱子之划分知行为两事，乃是由于他那对心的独特规定所致。假使朱子理解的心不是仅为能具理的灵明之知而是良知本心，则良知本心知善知恶之知同时就是其为善去恶之行。后来王阳明倡知行合一即畅发此义。朱子虽囿于其对心的理解而在概念分解上必严分知行为两事，但另一方面他是很清楚明白此等同于精神转化与提升之「知」（非认识之知）实际上已是入乎实践之「行」的范围。否则他不会再三强调在实践经验中知与行之不可须臾相离，甚至说：「愚谓知而未能行，乃未能得之于己，岂特未能用而已乎？然此所谓知者，亦非真知也。真知则未有不能行者。」[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