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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朱子的经解与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的三个面向 国悠久丰富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南宋朱子毫无疑问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个案。众所周知，朱子在解经上投注的心力甚巨，甚至有死而后已之叹。《文集》卷五十九〈答余正叔〉三书之第三书云： 熹归家只看得《大学》与《易》，修改颇多。义理无穷，心力有限，奈何奈何！惟需毕力钻研，死而后已耳。[1] 我们稍为检视一下朱子的著述年表，大概不难获得他自三十四岁以后几无一日不从事解经的印象。[2] 朱子对某经某传的具体解释，历来已有不少学者作过探究分析。本文写作的目的，不是要重复这类微观个案式的讨论，而是希望从一宏观综合的角度来追问：在朱子大量的经典注疏及著述背后，他对经典解释活动本身及其所牵涉的各种理论问题的看法如何？毋庸讳言，这样的提问乃是受到近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及创建中国诠释学之倡议所启发。[3] 并且，此一启发是直接影响到本文的思考进路与研究方法。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对此启发作一概略的说明。 而言，倘若我们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研究与创建中国诠释学之尝试视为一项整体的计划，则此中实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工作。一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历史考查；二是对此传统进行义理分析，而于此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与理论乃是一个必不可缺的参照对象。当然，我们在这里绝非要鼓吹以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更非妄自菲薄地以为中国的思想必须在西方学说中找到近似的表述才能确定其价值。必须知道，中国的经解传统尽管历史悠久，也累积了不少解释的方法和技巧，但对解经活动本身以至理解活动本身所作的后设的显题化的反省，则始终未有达至像西方诠释学发展出的系统性应是不争的事实。而西方诠释学揭橥的许多洞见，正如彼所宣称是具有普遍性一样，事实上，有很多并不应看成是西方文化所独有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既有丰富的解经活动，自然也会相当的分享到人底理解经验中的一些共同结构。所以将西方的诠释学引入中国的经解传统之中，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透视中国传统的解经经验及揭示出其中诸多隐而未显的理论面向。不过此处我们也需要有一种警觉：即不同文化中的理解活动虽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但就算是对这些相通地方的陈述说明仍是不能不藉由各别文化的特殊通孔来进行，更遑论因文化的特殊性所可能造成的对理解本身的不同理解。因此在对照西方的同时，能否彰显中国经解传统的殊异处，并进而阐析此特殊处在那种意义下丰富了我们对理解本身的理解，将是第三层的工作──创建中国诠释学──是否可能的关键所在。 来说，本文是属于第一、二层的工作。[4] 若依工作的目的与性质看，第一、二层原则上是可以与第三层区别开来。前两层属于学术史、思想史及哲学史的清理工作，最后一层则属于思想观念的开发工作。但把思想的清理与开发划分两部分并不等于说两者是截然分割的；开发更不应被误解为清理后的一个继生结果。两者之间绝不是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相反，清理与开发永远是处于一辩证的互动过程中。此盖任何思想观念的创新都不可能不奠基于旧有成果的清理上，然当引入不同的参照者来进行清理时，开发创新实际上亦已同时展开。并且在清理过程中所逐步提炼开发出的新义又必然地会反过来加深拓宽清理的视野，藉此再提炼开发出更多的新义。换句话说，清理与开发的工作是互动互补、离则两伤、合则双美的。所以本文的思考进路与研究方法也是试图结合清理与开发两面，其结果乃是发现朱子对经典解释的看法可以说是儒家经典诠释传统中一个非常特出的典例。朱子经解的典例意义简略言之可以从下列两点来加以说明。首先，朱子不仅终身投入解经的工作，他还对经典的阅读与理解（他所谓的「读书」）作过既深刻且亲切有味的反省。[5]《朱子语类》卷八的〈总论为学之方〉，[6] 卷九、卷十的〈读书法上〉、〈读书法下〉，[7]《文集》卷七十四的〈读书之要〉等均是明证。[8] 其次，倘从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大配景来仔细考虑朱子的地位与作用时，我们将会发现朱子本其理学家的立场实相当成功地融合了儒家经解传统中「考证」、「经世」与「为己工夫」这三个既可互相补足但亦可发生紧张冲突的面向。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及评估朱子的经典解释观，下面让我们先对这三个面向作一扼要的析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