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西方传统哲学的“无家性”（homelessness） 杨效斯博士的《家的哲学纲要》一文（以下简称杨文）引起了笔者极大的兴趣。（见牟博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杨文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为我们揭示了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类生活极其重要的领域 —— 家的轻蔑和无视。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作者就罗列出了六大证据对此予以说明：（1）西方哲学界缺乏关于人类“家”的值得重视的著作；（2）西方哲学家缺乏认真研究“家”范畴的兴趣；（3）在西方哲学概念、范畴体系中，“家”没有重要地位；（4）在西方哲学教育中，“家”不是一个典型题材；（5）在西方社会的哲学普及读物里，很少论及家庭；（6）一些哲学家坦率地承认“家”从不曾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课题。 杨文告诉我们，这种对家的偏见早在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就初见端倪。充斥在荷马神话中的人间英雄身上的乱伦、通奸、杀子女、弑父母等现象，使荷马神话中的家庭成为十足的“问题家庭”，并作为原始的家庭典范为西方人的家庭观蒙上了难以祛除的阴影。稍后，古希腊哲学则在使家庭蒙耻、贬低家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柏拉图学说为例。其以斯巴达为城邦样板，认为家庭是妨碍公共精神的，故其不仅不应存在，而且应从政治上加以取缔。我们看到，正是这一观点的推出，使柏拉图成为西方历久不衰的“家庭消亡”理论的真正鼻祖和开山。尽管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明确反对取缔家庭，并在其论著中多次谈论到家庭，然而，由于他主要是把个人即希腊男性公民作为考查社会问题的起点，把非血缘的“友谊”看作人际关系的典范，这使他与其老师一样，依然没有给予家以足够的理论重视，并最终错失了对家的本质的深刻的哲学洞观。 杨文还指出，这种对家的偏见在作为西方文化精神的另一渊源的犹太-基督教中亦难以幸免。《旧约》中把亚当夏娃的结合视为人类原罪的观点，亚伯拉罕杀子祭神的故事，还有雅各欺兄侮父的行径，无一不是其明证。《旧约》如此，《新约》则变本加厉。《新约》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马太福音》，第10章第21节）。耶稣还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同上，第34－37节）。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对于西方的宗教学说来说，天父优于生父，教友优于兄弟姐妹，上帝之家优于世俗之家。 因此，无论是西方的古希腊精神，还是西方的希伯来精神，都具有一种突出的“无家性”特征。同时，也正是从两希精神这种“无家性”出发，整个西方哲学不仅始终不能走出个体主义和社团主义、个人自由与集体意志、私人领域与公共空间两者间非此即彼的哲学困境，而且也从中直接派生出其理论上的一系列先天缺陷，诸如对唯我的执迷、对男女性别意识的缺失、对亲情乃至整个人类情感的漠视、对个体生死与家族传承关系的淡化，以及所谓的成年中心主义等等。 无疑，这种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意味着以所谓“万有”、“普遍”、“大全”自诩的西方哲学乃是一种不健全的理论，并且同时造就了献身于该理论的西方哲学家的一种片面的人生。杨文所罗列出的终生独身的西方哲学家的长长的名单即此明证：在这个名单里，既有作为西方哲学鼻祖的柏拉图，也有像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休谟、贝克莱、卢梭乃至康德这样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西方学者沃尔沙默写道：“也许在道德哲学的文献中讨论得最少、处理得最糟糕的内容恰好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即我们的家庭关系。”（转引自牟博编，第268-270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为杨文所援引的这一批评仅仅对西方哲学成立，对中国古代哲学则应另当别论。这是因为，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家”的问题不仅为中国古代哲学高度关注和极其熟谙，而且始终被置于其学说的腹地和中心；换言之，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哲学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家本主义”的理论。 二、中国古代“家本主义”的哲学理论 1．中国古代哲学中“家”的基本结构和性质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家本位”思想似乎早已成定论。然而，究竟什么是中国哲学所谓的“家”？却歧义纷出。 依笔者之见，中国哲学是一种以身为本的理论，在中国哲学的家本主义意义上的家其实是与身同旨的，家不外乎为身的别称。故中国古人有所谓“身家性命”之说。《吕氏春秋》亦指出：“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在这里，家（乃至国和天下）与身其实是异名同谓的：身推而广之谓之家，而家反而约之谓之身。换言之，中国哲学所谓的家不过是中国哲学所谓的身的体现、践行、推扩和放大，其乃为一种“身体场”之身，一种展现出身的生成形态和包含着身的所有丰富规定性之身。 必须提及的是，中国古人之所以坚持家与身在本体意义上的同旨，其真正原因在于，中国古人的身已不再是单纯物理意义、生理意义的一架血肉形身，而是现象学哲学意义上的一天人、合内外之身；不再是作为一己之私的小我之身，而是无间尔我的大我之身。我们看到，正是这种对身的独特理解，才使古人的身家一体观成为可能，并同时决定了中国哲学对家的理解与西方哲学对家的理解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中国哲学之家既非物理意义的遮风避雨之所，也非生理意义的一群生物体的集合，而是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之家，也即王阳明所提出的由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则必然视“天下犹一家”这样的“天下之家”。 这种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家的确立，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人的一种特有的世界结构，即一种有别于西方式的世界结构的中国式的“家世界”结构的推出。概而言之，如果说西方式的世界结构是一种意识论的世界结构的话，那么这种中国式的“家世界”结构则为一种身体论的世界结构。细而绎之，如果说西方式的世界结构一如康德哲学所示，是循着意识范畴宇宙这一理路来构成自身的话，那么中国式的世界结构则一如《易经》所示，是以身体两性家族这一途径来构成自身。因此，这意味着，对于古人来说，正如其坚持身体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一样，其也坚持家庭的界限即世界的界限。同时这也意味着，对于古人来说，家是无处不在的，家就是整个世界本身，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切一切。 同时，一旦在中国哲学里家与身同旨，则身的性质亦不失为家的性质。笔者曾提出身的根本特性对于家来说同样成立的观点。（参见张再林）这样，与中国哲学中的身一样，中国哲学中的家亦具有亲在性、性感性和历时性三种基本特性。 （1）家的亲在性 家的亲在性是指，正如中国古人坚持“亲己之切，无重于身”一样，从家身同旨的思想出发，中国古人亦坚持惟有家才是人的最本己、最切身的存在，尽管该存在并非一种个体性、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关系性、因缘性存在。这不仅由于人之降生并非像一些存在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是无根据地“被抛”于一个异己的世界，而是首先有根有据地“出身”于亲切体己的家中，家是人真正的“生身之在”；而且还由于惟有在家中，人才能为自己找到坚实的安身立命之地，才能不仅由此出发走向社会和世界，而且也由此回顾过去并眺望未来。因此，不是自我而是家庭，才是古人真正的有别于“彼在”的“此在”。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伤于外者，必反其家”（《周易·序卦传》），家被视为人的生命唯一可靠的栖息地和庇护所；同时，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儒家的词典中，“出家”即等同于“出世”，也即对家的出离实意味着五蕴皆空、六根灭绝这一人的“生活世界”之彻底了断的最大悲哀。 （2）家的性感性 家的性感性是指，正如中国古人坚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样，从家身同旨的思想出发，中国古人亦坚持家是男女两性互感而孕生的产物。故男女两性互感既是身体的原发生成机制，也不失为家庭的原发生成机制。而古人所谓“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同上）之说即此证明。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家概念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它不仅表明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在家庭这一因缘关系集合体中，男女夫妇关系始终被视为一切关系中至为始源和根本的关系，而且也使一种差异相关的“和”而非无差异的“同”的哲学核心范式的推出成为可能。这便与崇尚“无性克隆”的同一化的西方哲学精神形成鲜明对比，成为了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最主要的特征。 （3）家的历时性 家的历时性是指，正如中国古人把身视为一种基于男女互感的不断生成的过程一样，中国古人亦把家视为以此方式所展开的过程。中国古人的家实际上是生生不已的“家族之树”，这种家既有“嫁”（男女婚嫁）之义，又有“稼”（种植生长）之义，而正是后者使中国古人的“家族之树”之家有“年轮”、“代际”、“世系”，并从中最终导致了一种既有别于“还原论”又有别于“整体论”的理论模型的推出。此即为中国哲学所特有的别具一格的“谱系学”或“家系学”（genealogy）的理论模型。 根据这种模型，基于男女互感的家族成员的差异相关关系一物两体地展开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表现为横向上直系与旁系之间的姓际相关，由此而有古人的“亲亲之统”；另一方面，它又时位相关地表现为纵向上父系与子系之间的代际相关，由此而有古人的“尊长”之统。而无论是哪一种相关，其都表现为一种家庭谱系经由时间而展开的，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的具有阶梯性和历史深度的“类化”过程。正是这种“类化”过程使家庭成员既与祖先类似，又不失自己独特的个性；既同属一体之仁，又体现出爱有差等；既是同根生，又呈树状分布；既基于历史生成，又创造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如此等等。这意味着这一谱系学模型的推出，标志着一种本末一体、源流不二的中国式的哲学思想的确立，从而与西方哲学中的还原论与整体论、本质论与现象论、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