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与新安理学的价值 王国良 理学自北宋五子开始勃兴，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朱熹终于完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实现了儒学创新。理学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就是因为理学在两方面完成了综合创新：一是在克服、战胜佛道的基础上实现了儒释道的统一；二是朱熹把先秦儒家仁学与易道生生之理结合起来，以生释仁，把仁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最高本体，这是朱熹对儒学的最大贡献。 朱熹虽长期居闽，但他作为徽州人，始终没有忘记父母之邦。终其一生，朱熹曾三次回故乡省亲扫墓、讲学访友授徒和传播学问。朱熹理学通过徽州地区的门生弟子的代代传播发展，逐渐形成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安理学学派。朱熹一生对故乡眷恋至深，写信著文常署名“新安朱熹”。与朱熹同时代的学者如陈亮、吕祖谦等往往称朱熹之学为“新安之学”。“新安之学”一转便为“新安理学”。朱熹就是新安理学的真正创始人。明代的程日童所著《新安学系录》，对新安理学的传衍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新安理学自朱熹发端，到清中叶戴震时止，经历六百多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独具特色的儒学体系。 朱熹理学突出现实性、实践性，提倡人文教化，贬斥佛道，反对空寂，这对新安理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新安理学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实际实用，大力普及教育。徽州地区佛寺甚少，而书院众多，博得“东南邹鲁”之美誉。书院在南宋时已有14所，明清时期增至54所。书院、社学教学，皆以朱子为宗，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 朱熹哲学以生为性、重视生理、生存的本体特征赋予新安理学积极求生存的精神。新安理学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徽州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略有自然增长，就必须外出经商谋生，故徽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并得到理学的支持。由于受到朱熹理学的影响，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不仅自己好读儒书，培育儒商精神，而且支持家乡教育事业，建书院，办社学，鼓励家乡子弟努力读书。这与其他地区的商人形成鲜明对照。 朱熹一生，生于忧患，死于禁遏。在国难当头、民族涣散之际，朱熹发愤著书，实现儒学创新，建立起中华文化的万里长城。同时，朱熹时时关心国家大事，多次向朝廷上书，力主抗金和收复中原失地，认为“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与爱国主义精神。新安理学人士深受朱熹爱国精神的影响和熏陶，在兴亡鼎革之际，多能做到临大节而不可夺，一身正气，坚贞不屈。许月卿山屋先生，南宋末做过几任地方官，元兵攻占钱塘后，“先生深居一室，但书‘范粲寝所乘车’数字，五年不言而卒”。黄宗羲高度评价说：“新安之学，自山屋一变而为风节，盖朱子平日刚毅之气凛不可犯，则知斯之为嫡传也。彼以为风节者，意气之未融，而以屈曲随俗为得，真邪说之诬民者也！先师尝言，东汉之风节，一变至道，其有见于此乎！”（《宋元学案·介轩学案》）明清之际，新安士人大多高标民族大义，与清王朝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有的慷慨就义，这都与朱熹理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从以上可见，朱熹理学对新安理学产生诸多积极影响。但是，朱熹哲学既有合理的积极价值，又与其保守的整体理学体系构成深刻矛盾。从朱熹保守的理学体系而言，对新安理学也产生不少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强化宗法等级制度、压迫妇女等。要继承发挥朱熹理学的积极价值，就必须解构朱子理学体系的制约。这一工作由新安理学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戴震初步完成了。戴震基本完成了对朱熹理学体系的解构，但同时也继承发展了朱熹哲学的合理价值，开辟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