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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我们不需要深文周纳，就能理解，这地方的“君”，显然是指各个时代的当代之君，而不是已经作古的那几个作为模范榜样的“圣君”。因为荀子所尊崇的有“伪”与“分”双重职能的君，只能是在现实政治体制中存在并起作用的，而不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与感召。这样，我认为人们可以为聚讼纷纭的“法后王”下一结论，这一“后王’，显然是指当代君主，而不是什么夏商周三代之王，或这三代王中后面的王。我想荀子不会这么晦涩，弯弯绕，除非他故意让我们糊涂。况且，如果真是指夏商周三代的王或这三者中后面的王，那他与孟子的“法先王”有什么区别？郭沫若先生就在《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中断然道：“他的所谓‘法后王’和孟子的‘尊先王’毫无区别”。但这显然和荀子对孟子“法先王”大为恼火，横加冷嘲热讽不合。 对荀子的“法后王”，我们曾经给予极高评价。但我们还要对之怀有戒心。陈炎先生曾指出：“在欧洲历史上，除了英王詹姆士和法王路易十四等少数几个被公认为狂妄自大的暴君外，没有谁像秦始皇以后的历代中国皇帝那样，公然宣布法律的源泉来自世俗的君主或国家元首，而是将其归结为超验的宇宙主宰，或将其看成是经验的社会契约。”（《积淀与突破》）那么，谁使赢政及其后来的君主们如此狂妄呢？是荀子！是他的“法后王”！是他，赋予每一位现任君主以绝对的权力，而且其自身又是权力的来源。孟子的“法先王”，墨子的“天志”，都是约束当代王的。孟子的“法先王”是以先王做一道德样板，认为一切行为要符合先王之道，这就为起诉当代暴君提供了依据。比如他宣称，“五霸是先王之罪人，当今诸侯，又是五霸的罪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对比先王，而指出后来者是罪，这就构成了一种约束。荀子又反对墨子的“天志”，这固然具有科学精神，但也因此消弥了“天”对当代君主的约束。没有了先王，没有了天，那么当代君主在行事上，既无事实约束，又无道德约束，还没有宗教约束，真是畅快极了！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恣意逞快的暴君，是荀子给他们松的绑呢！岂止是松绑，他还给他们插上绝对权力的翅膀，这真如他学生韩非所讲的那样，如虎添翼，飞入通都大邑，择人而食了！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涂炭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他一人逸乐，行起事来，如人无人之境，既不受现行政体的限制，又不受任何理论观念的谴责，因为他，包括他同时代的荀韩学说，都已失去了判断君王行为的标准，甚至“判断”本身都巳被荀子早早地取消了，君主意志即是君主行为的判断标准，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变成一物了。苏轼指责荀子应对秦的暴政负责，不是很有洞见的吗？荀子能为自已作无罪的辩护吗？ 从荀子关于君主“枢要’的论述中，我们还能推理出，在荀子那里，君不再是一种人类实现自身目的争取自身发展的一种手段，而是手段与目的合一，甚至直接成为了“目的”，全国全民一切贡献与牺牲都是为了“君主”这个“目的”——“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自西周以来，《左传》《孟子》等等先秦著作中再三珍重的“民本”思想，被荀子的“君本”、“君原”思想所取代，悲惨世界人间地狱也就同时拉开了序幕。司马迁《酷吏列传》记载汉代酷吏杜周，贪残好杀，专看武帝的眼色行事，别人质问他：“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答：“兰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好一个“当时为是，何古之法”！既然当代君主的一切意指都“是”，而我们又“法后王”，纯以当代君主的意志为“法”，那么，对像赢政这样的历代暴君，我们还能有什么样的政治伦理依据去批评他？孟子让我们相信君主们本性是善的，荀子又让我们必须以当代君主的意指为是。我们只要“天子圣明，臣罪当诛”地磕头便是了！ 还有一点也须提到，赢政这一类暴君又往往都是不信鬼神、不怕鬼神、不迷信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那么，是不是也什么都敢干了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