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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是宋明以后，中国古代学术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学的全称叫“义理之学”，“义”是其政治思想，“理”是其哲学思想，叫“理学”只是从其哲学特点着眼的。传统至今，理论界都将理学当做儒学，其实这是很值得商搉的。笔者认为，理学根本不是儒学，从其学术性质来看，应为术家学派，即申、韩术家的“义理学说”。（1）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文就拟谈谈这个问题 ，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理学的“义”不出自《孟子》 “义”是理学思想的核心。理学之为儒学，原因是理学认为：其“义”出自孟子，如二程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2）朱熹也说：“诋毁孟子的‘仁义’之道，是不识圣贤所传本心之体。”（3）其实，这种说法欠妥。 应当指出，理学的“义”直接出自《春秋公羊传》与董仲舒。理学从北宋三先生开始，就将《公羊》当作其思想的一个来源，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同时也特别重视董仲舒，将其当作汉代儒学的正宗传人。《公羊》认为，孔子《春秋》的中心思想是“义”，因而就将发掘孔子《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当做其宗旨。后来，董仲舒亦如是说。他的《春秋繁露》又进一步发掘《公羊》中的“微言大义”。就是说，《公羊》与董仲舒都认为，这个“义”出自孔子的《春秋》，可是理学却突然说“出自孟子”，二者就出现了分歧。 这个“义”到底出自哪里呢？让我们先看孔子的《春秋》。在先秦，解《春秋》的著作不只《公羊》，还有《左传》与《谷梁》，二书均未发现《春秋》中有所谓的“微言大义”。两汉至今，除董仲舒外，其他读《春秋》的人亦绝少有此看法。相反，他们都认为《公羊》是在借题发挥，是曲解《春秋》。他们指出，“《春秋》（《公羊》）近法家（实为术家）；”还假借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就是说，《公羊》与董仲舒的这一看法不科学。理学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提出其“义”出自孟子。 这个“义”出不出自孟子呢？我们知道，在儒家思想的创立上，孔子是开山祖，孟子是亚圣，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孟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仁政是对仁的深化和发展，二者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可是，理学却将“义”当做孟子思想的根本点，无疑也不科学。 不能否认，孟子是讲过作为政治思想的“义”，如《滕文公上》说“君臣之义”，《尽心下》说“义之与君臣也”等。但这个“义”与理学的“义”有质的不同。孟子的“君臣之义”内涵有三：一是君臣要相互尊重，否则关系就会关系紧张。如《离娄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二是君行为不端，臣可易君或离去。如《万章下》说：“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异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三是“义”只适用于君臣，不扩大到社会其他领域。如《滕文公上》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理学的“义”，如朱熹所说：“义者，宜也。”“宜”，即“合当如此”，“合当如此”的君臣大义：一是“君为臣纲”，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君权至上；二是臣绝对不能易君，两者没有对应关系，否则就是乱臣贼子；三是社会其他领域如“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也要由“君臣大义”的原则来限定和调整。怎么能说理学之“义”与孟子的“义”是一个义呢？ 那么“义”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在先秦象理学这样规定“义”的，只有韩非。《韩非子·解老》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可见，确切地说，《公羊》、董仲舒、理学的“义”均源于术家韩非。 二、理学的理不是从周易中体贴出来的 “理”是理学哲学思想的核心。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授受，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4）理学认为：他们的理哲学体贴自《周易》，但《周易》只是有某些理哲学的萌芽思想，是他们将其正式概括成了以“理”为核心的哲学理论。笔者认为欠妥。 诚然，理学从北宋三先生开始，就特别重视《周易》，并将其当做他们思想理论的另一个来源。但是《周易》中的理哲学已不能用“体贴”二字了，因为它不是只有某些萌芽思想，而是一种成型的哲学理论。如《周易·系辞上》的总论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周易·说卦》的总论也说：“昔圣人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地而奇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致于命。”从“天下之理得”可以看出，“理”已不是一个一般哲学范畴，而是一种根本的哲学思想了，即《易》已用它来概括宇宙间的万事万物，而且《易》还提出要“穷理尽性，以致于命”，这是将“理”又进一步深化到了认识论和社会实践观。所以，理学再说从《周易》中来“体贴”理哲学思想是不当的。 现在的问题是，《周易》是不是理哲学的思想源头？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在先秦，探讨“理”的文献很多，如《孟子》、《荀子》、《经法》、《庄子》、《韩非子》等都不同程度地有某些理哲学思想，不只是《周易》才有理哲学。理学只承认其理哲学“体贴”自《周易》，完全回避其他文献，这也不对。在先秦，所有这些文献中哪一文献才是理哲学的诞生地呢？笔者认为是《韩非子》。（5） 我们知道：在先秦，哲学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道”，理哲学即胚胎和脱胎于“道”。最初，一些文献只是用“理”来说明“道”，如《经法·论》说：“物各合其道者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韩非开始也沿习了这一思想，如《韩非子·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然后，他便对“理”进行了升华。《解老》又说：“物之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认识了事物的这些特性，就认识了“理”；“凡理者，方圆、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得道也。”认识了“理”，才能认识道；表明“理”已摆脱了道的束缚，并能反制约道；“啬之谓术也，生于道理”；“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将“道理”并列，是韩非破天荒的发明。说明“理”与“道”一样，也是一种根本的哲学思想，这标志理哲学的正式诞生。韩非在《解老》中还反复论证：“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理定而物易割也”；“得事理，则必成功”；“今建于理者，其持禄也久”；“举动理，则少祸害”；“动弃理，则无成功”等。用“理”来独立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因此，理学的“理”严格说来，亦源于术家韩非，而且《周易》中的“义理”亦然。 三、理学的治国方针也不是儒家思想 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三纲”说；二是“重义轻利”；三是“思想专制”；四是“诛心”说。 关于“三纲”说。理学在治国上特别强调“三纲”，传统上理论都认为“三纲”源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6）等文中多次阐明：儒家孔、孟从未将“君臣、父子、夫妻”三者并举，也未有“臣要绝对服从于君，子要绝对服从于父，妻要绝对服从于夫”的看法，亦未有“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等哲学思想，相反还有“臣可易君，子可诤父”等观点；在先秦，只有韩非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7）韩非在哲学上，还强调“天尊地卑，阳尊阴卑”，可见韩非的“三顺”才是“三纲的”始俑。 关于“重义轻利”。理学在经济上，主张“重义轻利”，传统上，理论界都用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或孟子的“义，人之正路”和“舍生取义”等来说明，其实，孔、孟在讲“义、利”完全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出发的。应当肯定，如果只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讲“重义轻利”，那么“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美德一直值得提倡，无可厚非。可是，理学讲的“义、利”，完全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不是从伦理的角度。如朱熹所说：“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分别，此大可骇。……熹窃认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8）又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9）怎么办呢？朱熹根据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春秋》大法正是如此。”（10）在先秦，从政治经济角度来谈“义、利”关系的只有韩非，如《韩非子·说疑》说：“若夫周滑之、郑王孙申、陈公孙宁、仪行父、荆芋尹申亥、随少师、越种干、吴王孙頟、晋阳成泄、齐竖习、易牙，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义。”因此，理学的“重义轻利”亦源于韩非。 关于“思想专制”。理学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思想专制，其根据就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理学的草创者孙复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者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11）传统上，理论界多用孔子“诛少正卯”、孟子“辟杨、墨”来说明理学的思想专制，其实孔子“诛少正卯”只是荀子礼家之后学的杜撰（12），孟子“辟杨、墨”本质仍是学术批评。在先秦，只有术家首次提出并坚决实推行思想专制，如秦统一后的“焚书坑儒”，就是以申、韩术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的结果。事实上，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就与李斯的“焚书议奏”同出一辙。可见，理学的思想专制亦源于韩非。 关于“诛心说”。理学在思想专制上还十分注重“诛心说”，如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破心中贼”就是不让人去想，这也是思想专制的最高妙处。“诛心说”的另一面，就是对人们的言论文字或行为上纲上线，然后予以治罪。明清的“文字狱”即如此。理学的这一思想，虽直接来自董仲舒，源头亦在韩非。如《韩非子·说疑》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这里的“太上禁其心”，不正是“诛心说”的始俑吗？ 由此可见，理学之“义”的治国方针，也非儒家思想，仍出自术家韩非。 四、理学的哲学思想亦基本源于韩非 理学的“理”具体化为哲学思想，较重要的有四点：一是“理气关系”；二是“万理归一”；三是“理一分殊”；四是“存理去欲”。 关于“理气关系”。理气关系是理学之理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张载的一大发明，如其《易说》在释《易·系辞上》的“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时，认为：“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首次提出了理气问题。然而在韩非那里，早已有了萌芽思想，如《韩非子·解老》说：“圣人在上，则民少欲；民少欲，则血气治而举动理；举动理，则少祸害”；“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无常操，是以死生之气禀焉……四时得之以御其变气……”等。《易·系辞上》那段话，无一“气”字，张载显然是将韩非之具体事物的“气”，上升成了一般概念，从而提出了“理气关系”的。 关于“万理归一”。“万理归一”是理学之理哲学的另一个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二程从佛教华严宗那里“体贴”出来的，如其《遗书》卷十八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臂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过曰万理归于一理也。”其实，韩非也早有了萌芽思想，如《解老》说：“物有理物”，物之“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万物各异理”，“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等。这就是说，“万理归于一道”。我们知道，在韩非那里，道与理是具有等同地位的范畴，因此“万理归于一道”，也可说成是“万理归一”，二程显然是吸收了韩非的思想。 关于“理一分殊”。“理一分殊”是理学之理哲学又一基本范畴。传统认为，这一思想是朱熹从周敦颐的《易通》中推阐出来的，如其《语类》卷九十四说：“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其实，韩非也早有了萌芽思想，如《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相薄；物有理不可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这就是说，“道化万理”，“万理统万物”。前面讲过，韩非的“道”与“理”是等同的范畴，这样“道化万理”亦逻辑地等同“理一分殊”。朱熹也显然吸取了韩非的思想。 关于“存理去欲”。“存理去欲”是理学之理哲学的归宿。如二程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明天理明矣：”（13）传统认为，二程的这一思想源于佛教华严宗的“净染”。其实，韩非亦早有萌芽思想，如《韩非子·南面》说：“人主欲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为之者，其为无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理学的“存理去欲”不正发端于韩非的“任理去欲”吗？ 由此可见，理学之理哲学的基本思想亦都源于术家韩非。 五、理学的根本经典《《四书》集注》不代表儒家思想 理学的根本经典是《《四书》集注》，《《四书》》的道创者是二程。《宋史·道学传·序论》说：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集注者为朱熹。《《四书》集注》是宋明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科举的必读书。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四书》集注》集中代表了儒家思想，然而这也欠妥。 首先，《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均非儒家经典。传统认为，《大学》、《中庸》都是儒家经典，主要根据是：前者出自孔子的嫡传弟子曾子，后者出自其嫡孙子思，其实欠妥。我们知道，前一说法出自二程，后一说法出自郑玄。事实上，《大学》、《中庸》的作者在西汉时期就已不能明，东汉以后的郑、程又何以知之？笔者认为，从内容上来看，《大学》开首讲“作新民”，只有秦的统一才要求六国之人“作新民”；《中庸》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亦是秦统一后的事，所以二者应作于秦统一。从思想上来看，《大学》、《中庸》都与儒家的“仁、孝”学说不类，如《大学》坚持韩非的“重义轻利”：“长国家所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庸》则把“义”释为韩非的“宜也”，并提出近似韩非“三顺”的“达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等。而且，在哲学上，《大学》主要谈“格物致知”，《中庸》谈“尽性知命”，二者都是从不同角度在发挥《周易》中源于韩非理哲学的“穷理尽性，以至于知命”，因此很难说《大学》、《中庸》都是儒家文献，就是说《《四书》》有二书不属于儒家经典。 其次，《语》、《孟》在《四书》中不占主导地位。二程认为：《四书》的重点不在《语》、《孟》，而在《大学》、《中庸》。前者是《四书》的“入门”学问，后者是“心法”，即终结性学说，《语》、《孟》如何理解，要以此二篇为基础。所以，在二程手编的《四书》中，《大学》居前，《语》、《孟》次之，《中庸》压轴。理学为什么如此推崇《大学》和《中庸》呢？朱熹说得明白：《大学》所教，是“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14）；《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15）尤其是，理学从二程开始，许多人都曾篡改过《大学》原文，如朱熹擅增134字，并认为：只有这样，才“序次有伦，义理贯通，似得其真”（16）。可见，他们无非是想用《大学》、《中庸》中出自术家韩非的“义理”学说来改造《语》、《孟》！ 再次，朱熹对《语》、《孟》二书的《集注》，都重在阐发“义理”，不重训诂原经。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曾指出：“理学家注释儒家经典，把它纳入理学轨辙。他们的办法是用理学观点进行注释，用理学家的言论思想进行注释。朱熹的《四书集注》就是这样做的。”“例如《论语集注》”：“甲、引二程最多，引程门大弟子尹焞、谢良佐、游酢、杨时也较多。也有不少朱熹自已的注解。乙、主要引理学家对《论语》的解释和发挥，极少引宋以前的注家。丙、主要是发挥义理，不多在名物训诂上下功夫。”“这样做的结果，就把《论语》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辙，完全代替了汉、魏以来对《论语》的解释。”（17）尤其是，自宋、明以后，学子读《四书》都不重原文，而重在读注，皓首穷经，原因是“义理”难明。 由此可见，《四书集注》本质上不代表儒家思想，而是不折不扣的盗版的《韩非子》！ 六、理学对儒家的全面反动 理学不仅不属儒家，而且是儒家最阴险的对立面，是对儒家的全面反动。 第一，篡改儒家的核心经典。我们知道：儒家的核心经典，主要有二，即《论语》与《孝经》，《孟子》是《论语》的姊妹篇。汉唐经学时期，汉虽以《七经》治国，但主要是《孝经》，唐虽以《十二经》治国，但主要是《论语》。可是，理学却排斥《孝经》而将《论语》、《孟子》编入《四书》。在《四书》中，《论语》、《孟子》又只是陪衬，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本质非儒家文献，理学以此二篇为主要经典，是从根本上取缔儒经。 第二，伪造儒家“道统”。“道统”说最先起于唐代韩愈，理学承袭了这一做法，但理学的道统与韩愈的道统有质的不同，就是韩愈根本不提董仲舒，而理学则突出董仲舒，将其当做孔、孟之后，汉初以来，儒学的唯一正宗传人。事实上，董仲舒根本就不是儒，这一道统也不是儒家的道统，而只是理学之“义理”学说的发展史。 第三，歪曲和阉割儒家思想灵魂。如儒家只讲过属“仁政”范畴的“义”，理学就硬说这是其“义理”学说之“义”；儒家只讲过“君臣父子”，理学就说这是“君为臣纲”；儒家只讲过要“孝敬父母”，理学就硬说这是“父为子纲”；儒家只讲过“小人女子”、“男女授受不亲”，这里的女子还不是指妻子，理学就硬说这是“夫为妻纲”，是要妻子“守节”和“缠足”，是“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儒家只讲过学术论争，理学就硬说这是“思想专制”；儒家只讲过“学而优则仕”，并且由此产生的“科举制”对唐代的社会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理学则硬说这是要求作“八股文”；等等。其实，这些都属韩非术家的“义理”范畴，理学却将其硬栽到儒家头上，以混淆视听。 第四，制造儒家的学术冤案。由于理学的所有言论几乎都打儒家旗号，所以后来人们一批判理学，矛头都直指儒家。如：宋李觏就在《常语》中，将孟子的“义”当作理学的“义”来批，说：“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郑厚叔在《艺圃折中》中也说：“孟子挟仲尼以欺天下，口诵‘仁义’，实乃卖‘仁义’。”中国近现代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打倒孔家店”，亦然。殊不知，孔、孟也是理学的受害者。笔者曾指出：中国近代现代最大的学术冤案，就是孔子冤案。而理学则正是这一冤案的元凶。 第五，思想专制株连儒家先师孟子。理学的正统二程及朱熹，虽看到了孟子的“义”可利用，但其他代表人物则看到了二者根本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于是便对孟子进行大张挞伐。如：司马光作《疑孟》，冯休作《删孟》，晁说之作《诋孟》，明太祖朱元璋则因孟子有“民贵君轻”、“臣可易君”等思想，下令将其牌位从孔庙中移出，并骂道：“孟子这老儿，若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后又删《孟子》语录85条，余文编为《孟子节文》，科举以《节文》为主。理学的思想专制达到了极点！ 由此可见，过去理论界都将理学当作儒家，实是不应该。 七、理学非儒家的意义 正确认识理学非儒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使我们加深了对理学本身的认识。理学从产生之日起，就被当作儒家，“新文化运动”已八十年了，仍将其当做儒家来反思，这是中国历史、思想史上一个特大误区。不搞清理学的性质，就谈不上对理学的正确认识，只有搞清了理学的性质，才能对其作出客观评价。 其次，它使我们加深了对儒家的认识。中国古代儒家的核心经典只有《论语》、《孝经》，《孟子》是对《论语》的完善和补充，其社会实践主要是汉“武帝之治”、唐“贞观之治”。汉初的“黄老之治”、魏晋“玄风”、宋明“理学”均非以儒家为主的思想统治。 再次，使我们加深了对术家的认识。术家是百家争鸣后期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其根本思想是“阴谋治国”或“权术政治”。术家的创始人是申子，还有商鞅、吴起、韩非、苏秦、张仪、李斯、秦始皇、赵高等。过去，理论界将其归入了法家，不妥。术家是秦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术家还有一个分支思想，即韩非创立的“义理”学说。由于《公羊》以此释《春秋》，董仲舒以此释《公羊》，理学又以此释《论语》、《孟子》，传统上一直将其误为儒家思想，这也是不对的。术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能偏估！ 最后，它使我们加深了对整个传统文化的认识。理学是传统文化反思的前沿，传统文化的反思，一定要超越理学的思想障碍，不超越这一障碍就会被其窒息。要超越这一障碍，就必须抛弃“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18）、“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正宗传人”等，不正确的思想前提，而应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为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19），坚持从“百家合流”看问题。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才会走出新路子。 注： （1）（5）参见拙作：《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2）（3）（4）（16）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6页；第6页；第1页；第8页。 （6）参见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7）《韩非子》：《忠孝》。 （8）《朱熹文集》：卷53，《答石天民》。 （9）（10）《朱子语类》：卷123；37。 （11）《睢阳子集补》。 （12）匡亚明：《孔子评传》。 （13）转引自杨荣国主编：《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第176页。 （14）（15）朱熹：《四书集注》：《大学序》；《中庸章句》。 （17）转引自候外庐、邱汉生、张岂之：《宋明理学史》，第5?/FONT>8页。 （18）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9）参见拙作：《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