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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不清楚，大约是要搞“名人效应”。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权臣”的惯用手段。比如后来的曹操，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大夫势力太大，国君当然不愿意。所以，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于是，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攻打颛臾。颛臾（音专鱼），在今山东省平邑东，是一个风姓的古国，很小。按照当时的制度，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属天子，只能依附于大国，叫“附庸”（请参看《孟子·万章下》）。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这是大事。于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就去报告孔子。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还有一个是冉有。冉有长于政治，善于理财，当时的职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不过，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于是，冉有牵头，子路跟着，去见孔子。  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子路发脾气，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君子固穷），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歇斯底里，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很显然，孔子这话是批评子路，也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打气。是啊，君子任重道远，岂能指望一帆风顺？因此“君子固穷”。问题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也不能自甘堕落，不能没了君子风度。这叫什么？这叫倒驴不倒架。 其实孔子也是有怨气的，而且还被别人看出。那是孔子在卫国时的事情。据《论语·宪问》，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击磬，门外有个挑草筐的汉子听见了。汉子说，击磬的这个人有心事呀（有心哉，击磬乎）！听了一会又说，你这样乒乒乓乓地敲，也太俗气了吧（鄙哉，硁硁乎）！你那点心思，不就是抱怨人家不了解你吗（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水浅，就撩起衣服过河嘛（深则厉，浅则揭）！这话什么意思？李零先生的解释是：世事的深浅，你又不是不知道，干嘛非得死乞白赖要别人理解你？孔子听了，只好说，他说得如此果决，我就无话可说了。是啊，说什么呢？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啊！ 孔子有怨气，也发过牢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天孔子忽然大发感慨：我的主张行不通呀（道不行）！真想坐只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泊（乘桴浮于海）。跟着我走的，也就是阿由吧（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说，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漂洋过海，不带别人，就带我。没想到孔子接着又泼了一瓢冷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句话也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子路这人也太勇敢了，这就不可取（杨伯峻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子路倒是比我还勇敢，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李零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李说。前面说过，子路和孔子的关系，有点像李逵和宋江。他口无遮拦，常常挨骂，很像李逵。忠心耿耿，近于盲从，也像李逵。老师说到哪里去，他连想都不会想，就会跟着走。孔子说“从我者，其由与”，是事出有因的。可惜“乘桴浮于海”，只不过说说而已。子路当了真，孔子哭笑不得，又不能说穿，就只好打圆场，说是“无所取材”（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 海外，其实是去不得的；海内，则徒然让人伤心。这就是孔子的状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