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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墨子所处的那个时代，音乐是很流行的，乐器学之类的老师非常受欢迎。我们知道，儒家就非常重视音乐，把它和“礼”提到同样重要的地位。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换言之：音乐能使一个国家走向伟大。不过，在先秦也出现过一次巨大的反音乐思潮——这就是墨家思潮。有人说，这是因为墨子确实很反感儒家那一套说词，所以，你提倡什么我就反对什么，专门和你儒家对着干。你不是强调音乐多么多么重要么，我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音乐！这种说法未免太简单化了。  墨子故里 墨子反对音乐，是看到了音乐中的奢侈的一面，看到了音乐容易乱性的一面。他宣称“为乐非也”，并公开批判儒家传习音乐，说“弦歌鼓瑟，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他说他明白钟鼓琴瑟里也有好的东西，“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世，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他认为，音乐是一种浪费，劳民伤财！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墨子·非乐》 这段话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意思是，程繁说：“先生说：‘圣王没有音乐。’但这些就是音乐，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墨子说：“圣王的教令：凡是太盛的东西就减损它。饮食于人有利，若因知道饥而吃的就算是智慧，也就无所谓智慧了。现在圣王虽然有乐，但却很少，这也等于没有音乐。” 在墨子看来，音乐使人荒废正事。他说，为政者如果牺牲人民的利益，如果醉心于音乐，就会荒废了公务，严重的就可能丧国，弄得女人不想纺织，男人不想耕田，也容易让王公大人们沉湎于酒色。所以圣王是不做音乐的。 墨子认为“乐，非所以治天下之道”。所以非乐的观点仍然是实利的。人民有三种忧患：饿了没有吃的，寒了没有衣穿，劳苦后不得休息。这三种是人民的大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撞巨种，敲鸣鼓，弹琴瑟，吹竿笙，舞干戚，人民衣食之财就可以得到了吗？这不是可能的。 西方有学者把墨子列为中国的禁欲主义者，说他生活上的刻苦自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话有一定道理。 爱美是人的本性，追求舒适的生活同样是人的本性，哪个人一听到音乐就呕吐？一看到美好的建筑和雕塑之类的艺术品就头疼？恐怕没有这样的人。世俗中人，谁不喜欢吃可口的饭菜？谁不爱听动听的音乐？谁不喜欢住装修高档的大房子？谁不想看精美的艺术品？即使是墨子本人，难道说他就一点就不想吗？当然不是。那他为什么要提倡“节用”，反对享受、反对音乐呢？那是因为墨子在那个时代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有兼爱天下的宗教情怀，在那个“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的社会里，真正能够享受美好音乐的是那些极少数达官贵人，而他们的财富来路说不上正当，从“万民之利”着眼，墨子反对音乐。 《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故事：《大山临盆》。这个故事说：“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 《大山临盆》的寓言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宏大的东西，起结果可能什么价值也没有。就像很多大型的演唱会那样，场面那么喧嚣、那么奢华，门票那么贵，但真正看了之后，也没啥意思。很多大腕名星出场也是这样，别看媒体炒作很豪华，其实没有什么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音乐确实带给社会很多美好的东西，但也带来了不少坏东西，比如说流行歌曲的低俗化，社会追星文化的极端化等等。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粉丝”苦追刘德华导致父亲跳海自杀的悲剧发生后，媒体纷纷在讨论这一悲剧。 在现在人的眼光看来，墨子不够“潇洒”，有时候甚至不太近乎人情。比如说，墨子让弟子胜绰去项子牛那里做官，以便于行义。后来，项子牛三次入侵鲁国的土地，胜绰三次都跟从了。墨子听到这件事非常生气，派高孙子请项子牛辞退胜绰。在“义”面前，墨子是不讲人情的。有一次，墨子听说齐国想攻打鲁国，不顾高龄，亲自劝说齐太公田和。墨子先是以刀砍人、人头猝然落地算刀锋利作为比喻，进而问谁承担杀人责任。齐太公说，杀人的责任不在刀锋利，而在于执刀的人。墨子说：“兼并倾覆弱小的国家，无辜屠杀百姓，谁应该承担这无道不义的责任呢？”齐太公想了好久不得不承认：“我应当承担责任。” 墨子总是到处帮助小国抗敌守城来倡导和维护和平，墨家子弟以“舍我其谁”的态度面对现实。也有学者说，墨子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墨翟早年的职业和基督很像，据说也是个“木匠”：他不能理解音乐这东西对社会究竟有什么用处？他问儒者：“何故为乐”？儒者都回答：“乐以为乐也”。但是墨子认为他们等于没有回答。墨子说：如果我问他们造房子为什么？他们会说，房子可用来避暑，驱寒；可是我问他们做音乐为什么？他们说“乐就是为了乐”，好像说房子就是为了房子。 墨子把“非乐”从“节用”中单独列出来说，可见墨子反对形式主义的东西，更注重的是实际效果，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成本，不要劳民伤财。赵保佑说，“节用”思想是墨家思想的基本经济自学观，在整个《墨子》中专说节用和涉及节用的篇章很多，墨子把物质生产和节约消费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讲，他看到了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他认为节用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他反对任何过渡消费的奢侈行为，反对厚葬久丧和大办音乐，墨家力倡俭节节用思想和消费观念。 墨子这里所说的“乐”是广泛意义上的“乐”，包括一切“钟鼓琴瑟竽笙之乐”，还有那些奢侈、豪华的建筑、雕塑，张扬的烹饪等所有“奢侈品”，墨子认为这一切都该废除。 这一主张在墨子学说，受到的质疑最多，反对声最激烈。 先秦，无疑是音乐的时代，不仅琴瑟流行，而且中国乐器中很多成熟的大小型乐器都来自那时乐人的创造，譬如磬，排箫、羌笛、箜篌、角、笳、战国编钟或鼓等等……，而且还出现了儒家最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公孙尼子的《乐记》。这本书是自上古《乐经》失传后，唯一真正对中国后世乐人有着深远影响的音乐元典。公孙尼子据说为孔子的门徒，孔子对音乐的态度自然都体现在该书中。 对于墨子的这一主张，我们今天只能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了。毕竟，音乐本身是无罪的，更何况听听音乐也不一定就能王国，这样说也太耸人听闻了。我们知道，墨子主张“兼爱”，他就不想想，如果音乐能为众生的疾苦带去欢乐，不一样是一种伟大的“爱”吗？ 但在能源越来紧缺的今天，墨家提出的“节用”却值得我们重视，这对于社会和谐大有裨益，正如陈兴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墨家提出的“节用”并不是消极地缩衣节食，更重视的是“强本”，更明确地说就是在节俭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增收，并把此法看做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措施。他强调人要“强力从事”，要人们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墨家提出的“本”，是指“财源”，指发展生产，强力从事。“强本”，就是要广泛地发展生产，广求经济效益，以“兴天下之利”，供及人民生活及社会发展之需要。墨子在《公孟》中说，国家富强，是因为人民从事生产所以才富强；如果生产停止，那么国家就不会富裕了。因此，人们只有“强力从事”，国家社稷才“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强力从事”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重视生产劳动，积极创造社会财富，努力营造社会的安定和繁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