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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对唐代经学流弊的一种矫枉。唐代前期的经学，是以撰定和颁行《五经正义》为其特点的。《贞观政要》载：唐太宗“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崇儒学》）《五经正义》虽然强调“义”，但它毕竟是以注疏之学为其特征的，具体而言，《易》主王弼注；《书》主孔安国传；《春秋》主杜预集解；《诗》、《礼》主郑玄注。《五经正义》的社会效益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相对地统一了经学，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唐初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另方面，注疏之学的特点是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专宗一家，不取异义。“不驳”就是墨守，就是盲目继承。经本和经说一旦钦定，人们只能照搬照抄，不敢越雷池一步。其结果也就必然窒息经学的生机。 《旧唐书·高宗本记》载，永徽四年（公元653年）， “颁孔款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明经”是唐代取士的重要途径。“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唐会要》），这是明经考试的特点，也是它的弊端。对于这个弊端，统治集团内部是早有察觉的。如：“文宗开成四年闰正月，上谓宰相曰：‘明经会经义否’？宰相曰：‘明经只念注疏，不会经义。’上曰：‘只念注疏，何异鹦鹉学舌’！”（《州府元龟》）这段对话揭示了几个问题：第一，唐代盛行的《五经正义》之举是注疏之学；第二，这种注疏之学窒息了经学家对义理之探求；第三，对于“明经”考试，最高统治者是有看法的，是不满意的。 对经学中的注疏之学和明经取士所产生的弊端，在中唐时期的经学家、思想家中，理论也是很多的。比如，唐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就指出：“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尚书左丞贾至进一步指出：“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这些材料，均出自《旧唐书·杨绾传》，此传并载：“给事中李ｙì＠①、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状与绾同。”可见中唐时期，对经学中的注疏之学和明经取士的弊端，许多有识之士，看法是趋向一致的。对“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的认识和讨伐，正是中唐时期“明道”思潮得以产生的前提，也是韩愈企图通过“明道”和“原道”，对经学流传中的弊端实施正本清源的思想基础。 还必须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对佛教流传的一种批判与抵制。李唐一代，特别是玄宗以后，佛教得到迅猛发展。据《唐会要》，开元时期，全国寺庙总数已达五千三百五十八所。《资治通鉴》载录了代宗时期君臣信佛情况，内云：“元载、王缙、杜鸿渐为相，三人皆好佛。缙尤其，不食荤血，与鸿渐造寺无穷。上……深信之，常于禁中饭僧百余人。有寇至，则会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胡僧不空，官至卿监，爵为国公，出入禁闼，势移权贵。京畿良田美利多归僧寺。敕天下无得ｃｈｕí＠②曳僧尼。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又载：代宗“造金阁寺于五台山，铸铜涂金为瓦，所费钜亿。（王）缙给中书符牒，令五台僧数十人散之四方，求利以营之。（元）载等每侍上从容，多谈佛事，由是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废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佛教的迅速传播，不仅给李唐帝国带来了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而且给中国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以极大冲击。佛教有自己的典籍，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在道德问题上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佛教信徒日众，禅悦之风日炽，这一切，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不啻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有挑战，自然也就有反挑战。于是，佛教及其理论体系的流播过程，也就成了传统思想的卫道者们讨伐佛教、限制佛教势力发展的过程。在此斗争过程中牵涉到一批经学家、思想家。韩愈之前，傅奕是思想界排佛的代表，他有一个上疏是很出名的，疏云：“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识胡术，恣其假ｔｕō＠③，故不忠不孝，削发而楫其亲，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税。凡百黎庶，不究根源，乃追既往之罪，虚觊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期百日之粮。”（《新唐书·傅奕传》）这个上疏，从多种角度揭示了随着佛教的传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并表明了排佛论者对此所持的基本态度。 韩愈继承了傅奕的排佛思想且有了新的发展。他的排佛的理论和主张，集中体现在《论佛骨表》、《原道》、《与孟尚书书》等三篇文章当中。综而论之，他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讨伐佛教：一是认为佛教来自夷狄，并非先王之法；二是认为佛教所宣扬的轮回报应，并不可信；三是认为佛教提倡出家修行，有悖于中国传统伦理；四是认为佛门养尊处优，加重了社会负担，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须着重指出，韩愈强调“明道”和“原道”，是企图通过宣示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把人们从佛教理论的笼罩下解放出来，维护中国传统思想的固有地位。《原道》中有一段话是发人深思的，说：“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韩愈强调“明道”与“原道”，就是强调中国传统之道，强调孔孟之道。他对佛老之道，是采取抵制和批判态度的，是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的。这种排佛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三） 道统和道学问题，也是韩愈道论中的重要问题。 什么叫“道统”？道统就是传道的统绪。韩愈在《原道》中对此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内云：“斯道也，何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的“道统”说，其实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强调这个“道”是中国自身之道，是中国先贤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传统，而不是什么别的国家、别的宗派或学派阐发的异道。第二个特点是强调孟子，强调思孟学派在道统中的正宗地位。第三个特点是强调韩愈自身，把自己打扮成为继往开来的卫道者，是孟子以后的第一续传。三个特点综合在一起，可见韩愈的道统说，是一种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思想中把思孟学派推向正宗地位的学说。这也就是后期封建社会经学理论重新架构的问题。 韩愈对孟子是特别赏识的。在《原道》中，在《与孟尚书书》中，他都特别推崇孟子。他说：“孟子虽贤圣而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己。”又说：‘向无孟氏，则皆服左ｒèｎ＠④而言侏离矣。故愈当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但是，在历史上，孟子和思孟学派是怎样的一个学派，他们的思想体系是一种什么思想体系呢？溯其源，思孟学派是从孔门中“子游氏之儒”嬗变过来的。这可以从《荀子·非十二子篇》找到根据。由子游，而子思，而孟轲，而乐正克，形成了战国时期思孟学派的源和流。在孔门当中，子游氏之儒是以守本和作某些改良为其思想特征的。从总体和本质上看，思孟学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也具有鲜明的保守复旧色彩，在战国时期，这个学派也确实受过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荀子等人的攻击和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