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道论在经学史上的地位(1)
中唐以后，随着封建社会逐渐向后期过渡，传统经学也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革。这个变革的先声和重要表征，就是自中唐开始，思想和学术界泛起了一股对当时和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潮，即所谓“明道”思潮。作为中唐时期的思想家、经学家，韩愈的道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
韩愈，字退之。生于公元768年，卒于824年。他的籍贯，新旧《唐书》本传存有歧说。《新唐书》说他是“邛州南阳人”。《旧唐书》则说他是“昌黎人”。究竟祖籍邛州南阳还是昌黎？这是可以继续深入考证的问题。
韩愈的社会出身，《新唐书》本传云：“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韩愈在《释言》中称：“愈之亲族鲜少，无扳联之势于今”；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又称：“愈少鄙钝，于时事都不通晓，家贫不足以自治，应举觅官，凡二十年矣。”诸如此类的记载说明，韩愈的社会出身并不显赫，他只是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与当时庶族地主的地位相近。
韩愈所处的时代，是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是庶族地主势力迅猛发展，地主阶级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日趋尖锐的时代。大量事实表明，在这个历史转折中，在这个新旧势力的搏击中，韩愈的政治态度是矛盾的、复杂的，是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的。但必须指出，韩愈基本政治倾向趋于保守，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他跟地主阶级中的保守派沆瀣一气。
在韩愈步入政治舞台的前期，统治集团中出现了以二王、刘、柳为代表的政治革新运动。这场革新运动触动了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以宦官俱文珍为首的守旧势力的猛烈反击，革新昙花一现。有证据表明，在这场新旧斗争中，韩愈是站在俱文珍一边的。贞元十三年，他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对俱文珍歌功颂德。后来，韩愈又作《顺宗实录》，字里行间，褒贬分明：一方面，对俱文珍是褒扬；另方面，对王叔文等人是贬斥，指责他们“专断”，是所谓“朋党喧哗，荣辱进退”。
在韩愈政治生涯的后期，牛李党争揭开了序幕。斗争旷日持久，牵涉到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在这场斗争中，韩愈也跟保守派站在一起，以他们的取舍为取舍。由于韩愈在政治立场上跟地主阶级保守派站在一起，在理论上也就必然反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这就使他的经学理论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保守的色泽。
（二）
韩愈的经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道论当中。概而言之，他的道论是由如下几部分组成的：一、明道；二、原道；三、道统；四、道学。这几个部分，集中到一点，就是旨在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本清源，并在这个基础上试图架构一套适应封建社会后期需要的经学理论体系。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先秦时期，儒家标榜“以道取民”，热衷于谈“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谈“道”谈得更多，如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的道论很具特色，如说：“夫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荀子·哀公》）儒家经典对“道”也谈得很多，涵义也很丰富。《易经》的“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尚书》的“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洪范》）；《诗经》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大雅·生民》）；《左传》的“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襄公十二年）如此等等。先秦儒家和儒家经典所谈之“道”虽然展示了多向的、丰富的内涵，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儒家所谈的“道”，主要是指天人之道，其核心是指治道，也就是后来所标榜的王道。
中唐伊始，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的逐渐过渡，学术理论界也开始活跃起来。“明道”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知识分子大谈其“道”，具有明显的继承历史传统、调整统治思想、重构理论体系的意向。唐中叶，谈“道”谈得最多的是两位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学家：一位是柳宗元；一位是韩愈。他们都谈“圣人之道”。不过，必须指出，他们虽然都谈“道”，但理论体系和倾向性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柳宗元所谈之“道”，内涵着人本主义的理论主张，比较进步；韩愈所谈之“道”，侧重于谈思孟一派之道，比较保守。道论的差别，说到底，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差别。
韩愈的一生，是以“明道”自许自命的一生。早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即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明道”。 他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争臣论》，内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韩昌黎全集》卷十二）后来，他又指出：“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这两句诗概括了他对圣人之道的崇敬与探求。
什么叫“明道”？所谓“明道”，就是明孔孟之道，详言之，就是认识弘扬贯彻孔孟之道。韩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古文运动中，他继承和发扬了“文以载道”的观点，这也就是他的“明道”思想在“文”方面的贯彻。在《答李秀才书》中，他说：“子之言，以愈所为，不违孔子，不以雕琢为工，将相从于此，愈敢自爱其道，而以辞让为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之辞而得其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他还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这些说教，字里行间浸透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他是重其辞，更重其道。这是他对“明道”思想明白无误的张扬，又是对重辞轻道文风的一种批判。
韩愈不仅提出了“明道”主张，而且提出了“原道”问题。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原道》。“原道”，就是旨在追溯和阐发“道”之“原”。在韩愈的心目中，什么是“道”之“原”呢？他说：“情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详，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餐。”（《原道》）在这里，韩愈说明，“道”之“原”不是指别的，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儒家说教当中，在儒家的经典“五经”当中。儒家经典所载的、儒家向来所谈的仁义道德，就是“道”的具体内容，儒家历来强调的礼乐刑政，就是“道”的具体体现，这些“道”决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非常具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所谓“道易明，教易行”的。因此，“原道”问题，其实就是为“道”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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