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文！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由此看来，孔子的“无讼”思想就是要通过德行教化，上行下效，创造一个民风纯朴、人心向善，不需要打官司的社会。因此，社会混乱，老百姓有人犯法，最终的罪过在统治者身上，上梁不正，所以下梁就歪了。用孔子的话来表达就是：“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尧曰》）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孟子、荀子那里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毫无疑问，孔子的思想是深刻的，即便是在当今的中国，也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那么，如何调节德行教化与刑罚的关系呢？孔子的论述也是相当精辟的：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孔子的根本目的是要在社会风气上尽力呵护老百姓的廉耻之心，纯朴之心，使他们居仁由义，处德里道，如此，则天下“无讼”矣！要达到这样一种境界，首先就是要为政者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历史地看，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和荀子的隆礼，都是西周社会“德主刑辅”的升华。
    但是，孔子的法律思想有它更为珍贵之处。这种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涵盖在“仁学”的总体框架之中，空前地给予了“人”以极大的爱心，给这种天地间最有灵性的动物，以发展、提升、完善的无限空间。因此，孔子“无讼”的法学思想，把人的主体性的扩充和弘扬放在了首位，给了人一个重要的、尊贵的地位。人靠自己的德行修养和后天努力，就可以自己操纵、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韩非企图用“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法理思想去控制社会的安定，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走进了视人如草芥的误区（请参阅注释①），它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介草民”振臂一呼，而天下影从，把短命的秦王朝埋葬在人民大众的愤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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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韩非子·内储说上》：“公孙鞅之法也，重轻罪。重罪者，人之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一日，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在这里，韩非子企图以国家的绝对权威来威慑民心，否定了社会道德的作用，否定了法律条文的客观实在性，视国家的权力为判断是非、丑恶的唯一标准。在国家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制约的时代，这种学说只可能导致视民如草芥，置人民于水火的恶果。
    [2] 请参阅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中国历代的宗族械斗和当代“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也是明证。
    [3] 请参见《商周考古》第一章第四节，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4] “五刑”之谓，历来解释不一。《尚书·皋陶谟》释为：“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簿刑用鞭扑。”
    [5] 《尚书·舜典》：“象以典刑，流宥无刑，鞭作宫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
    [6] 劓即割鼻子，即割耳朵，即宫刑，大辟即死刑。
    [7] 薛梅卿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8] 《尚书·汤誓》和《盘庚》中有“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的记载，亦即如果一人有罪，就要株连族人，斩草除根之意，即族刑。炮烙，即烧红铜格，下加炭火，使罪人走在铜格上，使他倍受虐待，最后掉进火中烧死。醢，就是剁成肉酱；脯就是做成肉干。
    [9] 磬，就是绞死、缢死；斩就是腰斩；弃市就是杀头于闹市；磔就是支解尸体；膊就是去衣而磔；焚就是火刑；就是五马分尸或者车裂；辜就是磔刑的一种；碚、诛、刎、戮等都是各种各样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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