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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孟子义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见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后行乎？其行然后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昔者越王句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犹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墨子·公孟》） 公孟子是谁，我们不太清楚。吴毓江推测说，此人即曾子弟子公明仪，属七十子之后儒家大师之一[4]。两段话讨论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衣服与行为的关系问题。 按照公孟子的说法，君子成仁有一个前提，即必须说古人的话，穿古代的衣服。公孟子这样讲的理由何在，很可惜文献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更让我们好奇的是，这种说法属于公孟子个人的私见呢，还是儒者的一贯立场？ 公孟之前，孔子好古是出了名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都是夫子自道。把“古”与“今”对照起来，以古讽今，还是孔子非常喜欢的一种习惯做法，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论语·阳货》）。不过，对衣服的看法，文献记载却有许多相互矛盾之处。《论语》和《礼记》有两则材料这样说：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也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礼记·儒行》） 前段话提到，麻冕是古礼，但现在用的是纯（黑丝），因为用纯比较俭省，所以孔子也从众用纯。后段话说穿衣服要入乡随俗，孔子小时在鲁国，穿的是大袖子的衣服，长大后住在宋国，戴的是章甫冠。因此并不一定要唯古为尚。 同是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大戴礼记》的记载却是另一种情况：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为政，何如者取之？”孔子对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不变鲜乎？”哀公曰：“然则今夫章甫、句屦、绅带而搢笏者，此皆贤乎？”孔子对曰：“否！不必然。今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路者，志不在于食荤；斩衰、蕳屦、杖而啜粥者，志不在于饮食。故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为非者，虽有，不亦鲜乎？”（《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 这段话在《荀子》书中也有记载，内容大体相同。按照这段话，穿衣服就不是随俗的问题，而是“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理由是，“服古之服”、“志古之道”才能使一个人干坏事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两种《礼记》的记载肯定有一种不可靠。个人觉得，小戴的说法更可信一点，因为孔子经常强调礼因时而变，损益可知。服饰既是礼的重要内容，自然也不能唯古是尚。在服饰问题上，孔子很可能并不像公孟子这些后学那样绝对，把古言古服看成是成仁的必要前提。 公孟之后，孟子也曾讨论过这个问题。相对而言，孟子的说法似乎更接近于公孟子：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 如果“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即可以成为尧这样的善人，“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即可以成为桀这样的恶人，那么，言、服与德行就真的有必然的关联了。 再看看孟子对“古制”的态度：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蘶蘶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 食前方丈、驰骋田猎这些“大人”们乐此不疲的事儿，都是我所不愿作的。我所作的，全都合乎古制。“古制”成了孟子在心理上、行为上与势相抗的重要依据。显然，在“好古”这一点上，孟子比孔子走得更远。 有趣的是，这位公孟子，如果真的就是公明仪的话，那么他在《孟子》书中也有现身，三处是引他的话，一处是与孟子的对谈。从引述来看，孟子对这位公明仪相当尊重。举个例子： 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公明仪曰：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歁我哉！”（《孟子·滕文公上》） 这是孟子鼓励滕国世子的话，大意无非是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世子只要立志，将来自可以行王道。孟子引用了三个人的言论来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其中就有公明仪的说法。另外几处也大体如此。考虑到公明仪是曾子的弟子，子思的同门，孟子推崇公明仪也许有学派方面的理由。假若真是如此，那么在服饰方面，两人同样强调与德行之间的关联，同样以古为尚，也就毫不奇怪了。 公孟和孟子的立场既明，让我们再回到墨家的看法。从《鲁问》篇的那两段引文来看，墨子的立场非常清楚，衣服与德行没有任何关系，操同一种语言，穿同样的衣服，有仁人有恶人；穿完全不同的衣服，也都一样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法周”和“法夏”的问题。《庄子·天下》篇曾说墨子“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继承的是“禹之道”，后人因此而铺陈说墨家更加好古，他们虽不“法周”，但却“法夏”，裘褐跂蹻即为夏服，也正因为如此，墨子才有资格说儒家的“古”不是真“古”。其实，这种说法根本不值深辩。因为，假如要求弟子穿短褐之衣就是为了实行夏道，墨子不就刚好走到了他所批评的一面（“君子必古言服”）吗？善于推类明故的墨子何至于如此！ 要之，在着装方面，先秦儒家在孔子之后，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儒者坚持，服饰与德行有直接的联系，因此修德最好先从古服开始。墨家则刚好相反，认为衣服与德行没什么关系，就更不用说什么古服今服的问题了。 三、“解衣般礴” 在儒墨为衣服问题互争是非的时候，道家也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道家提倡道法自然，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在轻裘、緼袍、粗褐、狐貉等方面伤脑筋。《道德经》提到衣服的地方不多，仅有的两处如下：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道德经》第53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