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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毕生政治思想，有二时期。早年述诗书礼乐，以明先王之政教，欲因成法以致治，是为法古时期。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也。晚年知诗书礼乐不足以救弊，乃假史记作《春秋》，以寓革之之方，欲用新制以拨乱，是为革命时期。所谓“革而信之，文明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也。 法古时期之学说，因袭前古之制度，偏于温和守旧，是消极的礼治。革命时期之学说，显富创造之精神，趋于严厉维新，近于积极的法治。礼治之效不过致治，法治之效，方能拨乱。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诸《春秋》”则诗书礼乐为远可知矣。曰：“志在《春秋》”则不在诗书礼乐又可知矣。《春秋》作于七十一岁，（演孔图云“获麟而作《春秋》九月书成”揆命篇云“孔子年七十岁知图书作《春秋》”案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历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实七十一岁）颜回已死，子贡自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汉书·眭宏传》赞云: “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幽赞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赣犹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矣。”顾炎武《日知录》云：“夫子之文章莫不大乎《春秋》，《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性命之文”），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其它门人弟子之存者，或离散而未尝闻，或有闻而不能知，所以《论语》中无明记《春秋》之辞也（《论语》言政事每与《春秋》之旨相符，先儒多证释之因，所闻皆在未修《春秋》之前，故无明标《春秋》者易亦孔子晚年之学，《论语》亦少记及，可以互证。近人有执《论语》不言《春秋》，遂谓孔子不作《春秋》盖未深考）。然子夏虽不能赞一辞，因此可证其实亲受《春秋》，当时殆口授微旨，传之百余岁，其说始大昌，亦因时至战代，学者始敢放言耳。庄孟同时而不相值（说见困学纪闻），同屡说《春秋》，当各有所受，此为《春秋》学说开始发达《传》播之时代。诸子之中，其抱负宏伟，态度积极，革命思想最浓厚而敢放言高论者，又莫若孟子，故于《春秋》《传》说尤多也。 孟子生平学孔子之学，志孔子之志，事孔子之事，言孔子之言，自负继承孔子而起，与孔子所处之世，其极乱同，其不偶亦同。圣贤之救乱世，拯人民，如慈母之伏死子，一息未绝，尚冀复■（更生）不忍恝置，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三宿而后出画，同出于悲愍之怀也。（节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语意）孔子经世之志，拨乱之法，萃于《春秋》。孟子闻子悉，思之至，知之深言之切，不亦宜乎。孔广深曰： 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经有变周之文，从殷之质，非天子之因革耶。甸服之君三等，蕃卫之君七等，大夫不世，小国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子之爵禄耶。上抑杞，下存宋，褒滕薛邾娄仪父，贱毂郑而贵盛郜非天子之黜陟耶。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裔，殆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者，非耶。 愚以为公羊家学，独有合于孟子，乃若对齐宣王，言小事大，则纪季之所以为善；对滕文公言效死勿去，则莱候之所以为正；其论异性之卿，则曹羁之所以为贤；论贵戚之卿，又实本于不言剽立意恶衍之义。且《论语》责辄以让国，而公羊许石曼姑围戚，今以石曼姑拟皋陶，则与瞽叟杀人之对，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岂徒见“税亩”“伯于阳”两《传》文句之偶合哉？“稽考孟子七篇，其情感之热烈，理智之真切，忧世爱民之恳挚，受《春秋》之涵濡，至深且钜，尤与公羊家说多契合。其道性善，非《春秋》性与天道之旨与，称尧舜，非公羊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叙禹汤文武，非通三统之义与，说仁义，非疾站伐记灾异以重民命之意与。七篇所记，不啻将《春秋》之微言大义，演绎而阐明之，以摅一己所欲言，而开后代董何之途径。日本本田成之云：“孟子替《春秋》放出万丈光焰，在礼乐行到尽头的儒教，而给它有活泼泼的余地，确算孟子”（见江侠庵译《经学史论》） 斯语甚谛。然谓《春秋》在礼乐之外，给与孟子一活泼之源泉，流出万丈波澜，亦无不可。 治《春秋》者，能于孟子穷源竟委以求之，庶知所适从，而不为群言所淆，愚论疏略，不过悬为大辂之椎轮而已耳。 刘异 （国立武汉大学 《文哲季刊》第四卷第三号 民国二十四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