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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春秋》，七十子多未闻，虽属子夏，（见《孝经·钩命决》）要旨口授，不能赞一辞，是以西河设教，绝无论列，纵有所述，当亦因戾时弗敢记，微言大义，不待秦火，已乖觉而不易闻矣。 自后言《春秋》者，厥维庄孟。庄生学本子夏（《史记·儒林《传》》：“田子方受业于子夏。”《韩愈送王秀才序》：“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流而为庄周。”阎若璩《困学纪闻注》：“方侍坐魏文侯，自称其师东郭顺子，为真人为天人正庄周所宗尚者，由此类推，则庄子《春秋》之说亦必有所本”），身通六经，“《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齐物论》王先谦《庄子集解》引成元英云，《春秋》者时代先王三皇五帝志记也，谓有年时，以经纬世事，非孔子所作《春秋》，其说迂曲，其何以解于天下天运之《春秋》乎？），及“《春秋》以道名分”（天下）诸语，非钩深探颐，洞烛《春秋》之旨，不能诂论如此之精。漆园超世固《传》内圣之学者，于外王之道，多置不议，后世所闻，仅此鳞爪，甚可惜也。 孟子之学，出《诗》与《春秋》，而于《春秋》之义，犹多阐发，综其所言治道，大半从《春秋》融洽抽绎而出，如崇仁义称尧舜诸大耑，尤为《春秋》之微旨。篇中所举《春秋》诸义，皆极深研几，广大精微而不可闻者也。治《春秋》者非先明孟子之言不足以识《春秋》之先谛，尤不足以知三传之得失，是航海而无楫也，因撮其显而易见及直说经旨者，申而论之，以为司南。 名曰徽者，司马贞谓“《春秋》有微婉之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索隐），颜师古谓“释其微指”，（《汉书艺文志注》）窃附左铎张虞之例耳。 梁惠王 仲尼之徒，无道恒文之事者。 荀子曰： 仲尼之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五伯，是何也，曰：然，彼诚可羞称也。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汏，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险污淫汏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仲尼） 董子《春秋繁露》引之谓“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矣”（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案此语孟荀并举，董生重述，观其辞之深切著明也，必师门相传，家法如是，董生引柳惠伐国不问仁人，谓见问而尚羞之，其严峻为何如乎？然《论语》有“微管”之叹，且高其功民到于今受其赐，《春秋》于齐晋事迹，笔之特详，于恒文霸功，与之亦数，孟子亦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是仲尼既称道之矣，其徒又焉得无道之者哉。岂知《春秋》据乱而作，借事明义，崇王道，黜霸功，记桓文者，非称桓文也，皆假桓文之事，以拨乱而张法耳。齐桓救邢，城楚丘，城缘陵，均讳之，均实与而文不与，《传》言“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桓公灭谭、灭遂、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者，岂能耻不救哉？此《春秋》新王救亡之义，托之桓公也，所谓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博深切明也，所谓不得已者已之而已也。他如齐桓盟葵丘，书“日”以危之，伐郑书“围”以恶之，晋文盟践土，书“日”以著其谲，书“天王狩于河阳”，为不与再致天子，均恶而贬之矣，岂真称桓文哉？《论语》谓“晋文谲而不正，齐桓正而不谲”，此孔子论二霸之总评，皆讥而非称也，孔子不称而谓其徒称之乎。 其称管仲者，以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不至披发左衽沦为夷狄也。不然何以尝识其“器小”，鄙为“不俭”、“不知礼”？非以其止于霸功，不足语与王道与。故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观“管仲曾西之所不为”，可以知仲尼之徒矣。孟子“不为管仲”者也，且曰“以力假仁者霸”，曰“五霸假之也”，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言仁政者，岂称假仁乎？言王道者，岂称三王之罪人乎？孟子不称而仲尼之徒称之乎。然孟子间亦及之，《春秋》亦详书之，假事言治，穷于辞耳，岂真称之哉。董生■■（石武 石夫）美玉之比，可深思矣。 滕文公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