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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从此出发，我认为庄子是齐国人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而从《庄子》一书中丰富的齐文化内容更可以明白无误地得出这一结论。 其次，再谈庄子的齐文化渊源。《庄子》这部书从古至今，不知倾倒了多少人，迷住了多少人，更不知迷惑了多少人。“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水心文集》）。从学术思想上来看，由于今传本《庄子》系晋人郭象编定，郭象所分成的内、外、杂三篇，使后人争论不已，或以内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外杂篇为庄子本人著作，或以司马迁看到的《庄子》为支点来确定，……其实，内、外、杂三篇所包括的三十三篇文章，应该说是一个严格而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齐文化。《庄子》一书中所表现出的矛盾、不一致，只要放在齐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便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 齐文化是包容非常丰富的沿海文化。《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司马迁曾感叹齐地疆域之广：“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战国时齐国的疆界是“南有泰山，东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史记·齐太公世家》）。齐国的沿海经济，在春秋时期就“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齐桓公得管仲辅助，“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这里存有多种经济类型：农耕、渔业、制盐业、手工业、通输业。到战国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其首都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大都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齐国采取“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工商业迅速发展，出产“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 沿海文化的民情风俗，有自己的特点。齐国“民阔达多匿智”（《史记·齐太公世家》），“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齐俗贱奴虏”，“逐渔盐商贾之利”，“设智巧，仰机利”（《史记·货殖列传》）。“其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汉书·地理志》）。文化上比较放达，如齐威王“性好隐语”，好“谐”，刘勰说：“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昔齐威酣乐，而淳于（髡）说甘酒”（《文心雕龙·谐隐》）。由于从事工商业生产的人多，“民舍本而事末，则好诈，好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如农人之朴实而易治”（《吕氏春秋·上农》），所以朱熹说“齐俗急功利，喜夸诈”（《论语集注·雍也》）。学术文化上，齐国对各种文化都能兼容并包，齐文化中先后容纳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兵家、方技、术士、方士等百家之学，“天下谈客，坐聚于齐。临淄、稷下之徒，车雷鸣，袂云摩，学者翕然以谈相宗”（戴表元：《齐东野语序》）。齐文化有很强的变通性，具体表现就是“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经过长期的积淀，齐国最终形成了一种智者型的沿海文化，朱熹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论语集注·雍也》），因为沿海国家“水滨以旷而气舒，鱼鸟风云，清吹远目，自与知者之气相应”（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论语·雍也》）。在齐国，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天文学家甘德、邹衍，医学家扁鹊，军事家孙武、孙膑，逻辑学家公孙龙，修辞学家邹奭，方仙道者徐福，以及众多的稷下学者如淳于髡者流，学派众多，流品复杂。单从《管子》一书，也足以看出齐文化的包容性，这正凸现了沿海文化的特点。 通观《庄子》一书，有很多地方都充分体现了齐文化的特点。 从语言风格上说，《庄子》体现了齐文化阔达的特点。《天下》篇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这正是齐文化的语言风格。《逍遥游》：“《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直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该篇中的“北冥有鱼”显然受这种《齐谐》语言风格的影响。《齐谐》是齐国的谐隐之书，齐威王时期就好隐语，稷下先生淳于髡曾以隐语讽谏他。好说隐语的淳于髡被司马迁放在《滑稽列传》的首位，而受《齐谐》影响的庄子，也被司马迁认作是“滑稽乱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可见庄子与淳于髡的语言风格有相通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