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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占据教育主导地位的有两大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它们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开启民智、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墨子认为，以“耳目之实”获得的直接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见、所闻为依据。墨子以他的认识论为出发点，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大力兴办教育。他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兼爱”的社会。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通过一种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不像孔子那样系统完整，但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是相当深刻的，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主张造就“兼士”。墨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务的人才，不仅要有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兼爱”天下的道德境界。《墨子·尚贤上》提出了所要造就的“兼士”要达到三个标准：一是“厚乎德行”。就是要有高尚厚重的道德品行。二是“辩乎言谈”。即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言善辩。三是“博乎道术”。是指在知识才能方面，不仅要掌握墨家的思想主张，而且要懂得实用技术，通晓治国安邦的权术。同时，他还要求墨家弟子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他强调学生要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道德素养。 重视因材施教。墨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他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把教学分为农学、纺织学、手工学、机械学、建筑学、商业学、军学等，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同时根据弟子接受能力的不同，又分为优等生、中等生、末等生。墨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因人、因时、因事、因地的不同，而施于不同的教育。他提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据此可知，墨子根据教育对象个性、爱好、志趣的差异，挖掘弟子潜力，发挥弟子特长，分别施加教育。墨子说：“夫知者，亦必量力所能至”，“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就是说，要照顾到学生的知识能力，使教学进度快慢得当，深浅得当。 主张立言践行，反对华而不实。《墨子·经说上》指出：“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意思是说，做事的目的不为得到好的名声，而是为了天下着想，就是力行。所作所为是求功名，就是取巧，是盗名逐利。另外，墨子以身作则，躬身实践的精神，亦堪称世人的楷模。他强调无论成功与挫折，都要坚持自己的“道”。连一向敌视墨家的孟子也赞叹墨家道：“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充分说明了墨子兴办教育的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