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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明乎五行说与历法月令之学的渊源，则知邹衍之五德终始说实以历法月令之学为骨干，而邹衍学说则因此成为秦汉思想之骨干。 《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钱穆推测，《封禅书》所谓“阴阳主运”就是月令之学 。在秦汉时期，五德终始说首先是一种实用的历法术，《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其将“终始五德之传”与“历谱谍”相提并论，则“终始五德之传”为历法之术明矣。《史记•历书》亦云：“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消息”指日月盈虚运行、阴阳消长而言，邹衍以“五德之传”为依据安排“消息之分”，制作历法，可见“五德之传”实为历法之学。而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解释朝代更替和世道治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只是对其历法学意蕴进行引申发挥的结果,《吕氏春秋•十二纪》后有《序意》，阐释撰述《十二纪》（亦即《礼记•月令》所本）之宗旨，其文云：“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治乱存亡，谓国家兴衰、朝代更替也，可见在《十二纪》作者眼中，历法月令本身又有历史和政治哲学的意味。 《周礼•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司农注引邹衍之说云：“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四时改火是典型的历法月令之事。邹衍著书，今无存者，幸赖此文，让我们一窥邹衍学术与历法月令之学之间的关系。 月令之学之所以又称为“五德终始说”，其根蒂实在《管子》书。《管子•四时》为月令之书，其文有云：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喜嬴。……此谓星德。……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与气。其德施舍修乐，……此谓日德。中央曰土，土德实辅四时，入出以风雨，节土益力。……其德和平用均。……此谓岁德。……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忧哀，……此谓辰德。……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此谓月德。 因应于四时气象、物候和农事的特点，王者行政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风格，即所谓“春德喜嬴”、“夏德施舍修乐”、“秋德忧哀”、“冬德淳越温怒周密”以及中央（季夏）之德“和平用均”，这正是月令之学“因时行政”的精神实质所在。四时之德加上中央之德，即所谓“五德”，月令之学又称为“五德终始说”，以此。 历法月令之学之为邹子学说之根蒂，汉代学者尚明言之。《汉书•艺文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和《邹子终始》五十六篇。而阴阳家是出自历法学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谓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艺文志》谓“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皆指明了其与历法之学的渊源关系。 邹衍因历法之学而起，亦因历法之学而传，世人因见《汉志》所录邹衍之书亡佚，遂误认邹学失传，实则邹衍之学未亡，恰恰相反，先秦诸子中，唯有邹子之学最被发扬光大，以至于化民成俗，蔚为大观。邹子之学之要义无非是五行说，五行说依附于历法月令之学，历法月令正如后世的皇历和月份牌，为生活日用所必需，因此五行说亦藉之在民间广泛传布，成为民众的一般知识背景和思想框架，成为几乎所有知识范畴的普遍模式，直至成为华夏传统宇宙观、历史观的理论基础。正因为邹子之学藉历法月令的形式广为流传，作为民众的共同知识而存在，因此才不名一家，就像民间传说和神话一样，成了一种“匿名”的知识，（实际上，邹衍哲学正是一种旨在解释宇宙和历史之来历的“宏大话语”，或曰理论神话。）而历来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者，单凭《史记》等秦汉典籍中记载的只言片语稽考邹衍思想，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拾起余唾而遗其大体。 明乎此，则知《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吕氏春秋》中的《十二月纪》、《淮南子》中的《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诸篇，这些系统阐述历法月令和阴阳五行学说的秦汉文献，正是稷下邹子学派及其后学的著作。 《史记•吕不韦传》云：“吕不韦以秦之强，……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其时在秦王嬴政初立之年，此时东方的齐国经湣王之乱，到齐王建之时，势力已衰，曾经盛极一时、精英荟萃的稷下学宫也老成凋谢，盛况不再，曾三任学宫祭酒的荀况就在此时弃齐至楚，树倒猢狲散，可以想象，其他稷下学者肯定也在此时纷纷离开齐都临淄，散往他国，而不可一世、如日中天的西方强国秦国此时正在招贤纳士，自然正是这些游士们讨生活的好去处。值得注意的是，齐王建时期，学宫虽衰，阴阳家却在这里风行一时，著名的阴阳家“谈天衍”邹衍和“雕龙奭”邹奭即活跃于这一时期 ，可见五行学说的定型应当就在这一时期，而学宫中必多阴阳家学者，随着学宫的衰微，这些学者肯定有流入秦国者，成为吕不韦门下宾客，参与《吕氏春秋》撰述，其中的《十二月纪》只能出自吕不韦门客中的邹子之徒所传。 邹子为著名的稷下先生，《管子》书出自稷下学派，有的学者推测，《管子》的成书就在邹子等阴阳家大师执教时的学宫末期 。《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自然正是邹子“五德终始说”和“阴阳主运说”的原典，而《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则不过是《管子》诸篇的秦国翻版而已。 以五行说为主干的齐学在中国上古学术史上的地位，在先秦典籍中的记载可谓斑斑可辨，但却一直没有引起现代学者足够的重视，这除了受晚清以降的华夏文明西来说和夷夏东西说的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五行说这个华夏知识传统主干学说的文化和地域渊源一直缺乏同情的理解。明乎作为华夏文化骨架的五行学说出自齐地文化传统，则齐学在中国上古学术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