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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研究，正呈示高度繁荣、日益深化的趋势，这是令人鼓舞的局面。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依然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例如，与兵家群体、兵书著作或断代军事思潮的研究相比，人们对兵学文化的地域特色的探讨，还处于相对忽略、浮光掠影的初始阶段，因此极有必要予以更大的关注，从而为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和揭示中国兵学文化的嬗递轨迹、基本特征和深远影响创造充分的条件。 一 所有人类活动的痕迹都显示，人的地域文化品性，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漫长的历史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同样，地域文化品性作为重要的人文及自然结晶，也弥散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华民族内部每一群体、每一族群的历史进程。换言之，辽阔广袤的大地、复杂丰富的生态景观，对生活以不同方式的参与和投入，使得中华大地上的居民早在文明初曙之时，就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所谓原始社会末年的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集团，实际上既是血缘关系、文明形态的分野标志，更是地域文化属性的畛域界别。历经了近三千年的建设与战乱，繁荣与毁灭，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兼并天下，统一六国，终于划下了阶段性的句号。 地域文化的特征鲜明而稳定，这一点在社会思潮的演变方面表现得尤为显著：先秦时期（主要是春秋战国阶段）思想学术界出现了众多学派，呈现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这固然反映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但同时也与各家所处的地域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如儒家之于邹鲁、法家之于秦晋、道家之于楚地、阴阳家之于燕齐等等。学者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一文化现象的普遍存在，都力图考察社会文化所植根的地域土壤，从地域文明的角度审视和把握文化的趋向和特色。这一努力早在《禹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班固《汉书·地理志》那里即告开始，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在这上面投入大的精力。如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中将春秋战国的文化区域划分为四个，指出当时分别产生了四种文化类型，即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晁福林先生在其《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一书中将当时的文化类型归纳为：周文化圈、齐鲁文化圈、秦晋文化圈、楚文化圈。 军事思想作为整个思想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成熟，与人类社会的思想意识形态总体发展演化，有着深刻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也与地域文明的主导趋势相同步。换言之，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同样显示出鲜明突出的地域特征。大致而言，它在当时主要体现为三大类型：即齐鲁兵学文化、三晋兵学文化和以楚、吴、越为代表的南方兵学文化。 在三大兵学文化类型之中，齐鲁兵学文化无疑占有最主要的位置，代表着先秦兵学的主体和最高成就，是我们今天考察先秦兵学地域特征的重心之所在。但是在总结齐鲁兵学的成就与特色、价值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扼要归纳与分析其他两大兵学文化类型，以期为考察齐鲁兵学找到一个更佳的座标。 三晋兵学文化。三晋文化指春秋晋国、战国韩、赵、魏一带的中原文化，关中地区的秦文化主要受三晋文化的影响，缺乏自己的显著特色，故也可以归入三晋文化类型。三晋处于四战之地，战略上为内线作战态势，地理上缺少天然屏障和回旋余地。为了在激烈残酷的争霸兼并斗争中争取主动，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些诸侯国对内注意改革、练兵、储粮，提倡法治，广揽人才，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外则随时权衡“国际”形势，利用矛盾，结交与国，合纵连横、纵横捭阖。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三晋地区（也可以理解为中原地区）的兵学文化，注重将厉行耕战、增强实力、推行法制、严明赏罚置放于优先的位置。具体地说，这就是在战争观上积极主战，强调通过战争的手段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画策》）。在治军观上，主张高度集权，严格治军，追求令行禁止的效果，“故先王明赏以劝之，严刑以威之。赏刑明，则民尽死；民尽死，则兵强主尊”（《韩非子·饰邪》）。在作战指导上，强调以实力发言，先为不可胜，讲求打歼灭战。在战略上，特别重视处理政治与军事的辩证关系，提倡文武并用，“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商君书·战法》）；“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尉缭子·兵令上》）。这些特征在《尉缭子》等三晋兵学著作和《商君书》、《韩非子》、《荀子》的论兵之作中都有显著的体现。 楚、吴、越为主体的南方兵学文化。南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是江汉淮水流域，它受西周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小，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对中原礼乐文化持保留乃至批判的态度，是老庄道家文化及其后学黄老思想的大本营。其基本特色是崇尚自然，鄙薄仁义礼治，故为孟子斥责为“南蛮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这一文化性格在其兵学思想中同样有鲜明的反映，所谓“诡诈谲变”的作战指导原则，最早就发韧于南方地区。它的提出乃是对旧军礼“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传统的否定。具体而言，南方兵学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讲究人道与天道的统一，从自然规律中汲取营养，以求为指导战争提供启示，晦日进兵，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化迂为直等等是其最热衷的命题与战争理想境界，诡诈用兵，阴阳变化，刚柔并济是其兵学的基本精神。伍子胥、范蠡的兵学实践，《 冠子》、《经法》的理论建树，堪称这方面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它与齐鲁兵学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内在联系，所谓“孙氏之道，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孙膑兵法·陈忌问垒》附简），反映的正是这个事实。 在考察了三晋与南方兵学文化概貌之后，再来审视和总结齐鲁兵学文化的基本特色与时代精神，我们可以发现，它才是先秦兵学文化中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其兵学数量之繁富，思想之精粹，范围之广泛，个性之鲜明，影响之深远，在先秦诸侯列国中是首屈一指的。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不仅是儒家理想政治的写照，同样也是齐鲁兵学在先秦兵学中地位的体现。应该承认，整个先秦军事思想演变发展的历史，是建立在齐鲁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上的，也是和齐、鲁历史上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的作为与贡献联系在一起的，处处留有齐鲁文化的深深烙印，换句话讲，齐鲁地区的人物和文化，是先秦兵学思想不断进步、日趋成熟的基本动力和浓厚氛围。 这首先表现为兵学著作数量繁富，蔚为大国。先秦时期最重要兵学著作大部分都诞生于齐鲁大地。就齐国而言，收入《武经七书》中的五种先秦兵书，属于齐地兵家系统的就有三种：《司马法》、《孙子兵法》和《六韬》。另外，据《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记载，齐国的重要兵学著述，还有《齐孙子》（即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八十九篇，《子晚子》（今佚）三十五篇等等。而在《管子》一书中，兵学思想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涉及的军事问题的篇目，就有《兵法》、《制分》、《七法》、《地图》、《参患》、《势》、《九变》、《霸言》、《小匡》、《小问》、《幼官》、《侈靡》、《重法》、《法法》、《立政》、《大匡》、《八观》、《五辅》等等。这些情况表明，在先秦及两汉传播的兵学著作中，数量最为丰富，内容最为精博，且影响最为深远者，当首推齐国兵学著作。至于属于三晋兵学系统的《尉缭子》一书，也似和齐国兵学不无一定的瓜葛。宋金时期施子美在《武经七书讲义》中直言：“尉缭，齐人也。”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的残简，均或多或少地透露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就鲁国而言，其兵学文化虽远不似齐国繁荣发达，但是，在当时也不无值得称道之处。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鲁国拥有一定的优势，所谓“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抵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于中夏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春秋之初，鲁国曾强盛一时，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小霸”的郑国及强齐相匹敌（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初年鲁国之强”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局面的出现，以及长勺之战中所反映的高明作战指导，均标志着周公旦所创立的文化传统中，兵学是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而《吴子》一书，论治军用兵多袭用儒家“仁”、“义”、“礼”、“德”、“教”等重要范畴，提倡“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云云，更是鲁文化“宗仁本义”特色的突出体现。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兵家类》云：“然（起）尝受学于曾子，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故持论颇不诡于正。……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高似孙《子略》谓：‘其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斯言允矣。” 其次，表现为在先秦兵学依次递嬗、逐渐升华的四大阶段中，齐鲁兵学文化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号召群伦的作用。 先秦时期军事思想的发展曾先生经历了四个依次交替、逻辑嬗变的重要阶段。在四大阶段之中，唱主角的始终是齐鲁兵学。第一阶段，其发韧者无疑是东夷文化的“尚武”精神，是蚩尤所代表的“兵主”传统和孔武有力的精神风貌。第二阶段，则周公旦所缔造的礼乐文明和古司马兵法的“军礼”传统，它们的大本营均建立在齐鲁大地之上，即所谓“《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同上）。这里，姜太公、孙子均为齐地人物；吴起是卫国人，“鲁卫之政，兄弟也”，且吴起本人又深受鲁国文化的熏陶，可视为鲁国军事文化的代言人；王子即“王子成甫”，与鲁文化亦有极深厚的渊源关系。由此可见，古司马法的建立与传受，均借助于齐鲁地域文化而展开。第三阶段，孙武、孙膑、吴起皆是齐鲁文化的代表者，其兵学著作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毫无疑义为当时乃至整个古代兵学的主体。第四阶段，《六韬》、《管子》以该时期齐鲁兵学典范身份而承担起总结先秦兵学之历史重任，综合融汇、总揽贯通先秦兵学之大成，于中国军事文化发展厥功居伟，实象征着齐鲁兵文化的不朽地位与永恒魅力。这一切表明，先秦军事思想逻辑嬗递、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齐鲁文化发挥重大影响、规范主导方向的历史，齐鲁文化对中国古典兵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