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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内七篇分别归为阐发“逍遥”、“齐物”之指。不仅如此,外篇、杂篇均可以这样理解,整个《庄子》书除《天下》之外,“言《逍遥游》者二十篇,言《齐物论》十二篇……则是详于内圣而略于外王也。” 如果把《天下》和整个《庄子》书作上述理解,当然还要回答和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 首先,当然还是真伪和作者问题。应该肯定《庄子》书是反映庄子(或者说庄生)思想的书。那么,如“内篇出于汉代说”之类的讨论,实在有些节外生枝。但是,如上所指出,今本《庄子》从篇目到内容、文字都曾经过汉人一直到魏晋人“改造”,特别是如刘向父子整理图书与郭象等人作注时的情况,则是必须充分注意的。至于具体内容,例如《天下》中关于惠施的记述是否为另一篇?例如其中“诗以道志”等六句是否注文?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其次,如何看待“《天下》遍评百家而不及孔子”?即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这里又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汉以前虽有家、派之实,尚无家、派之名,用墨子的说法是“一人一义”“百人百义”(《尚同》),《天下》则说的是“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但《天下》中已有了“百家之学”分类记述的趋势,把观点相承相近的人放在一起来评论。二,既有“百家之学”称法,为什么又只列举墨翟(包括墨子后学)、禽滑釐、宋銒、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这么一些人?这些人分别与后世所谓墨、名、道、法的学派有关,而《天下》记述他们,是因为他们各自遵从“道术”某一方面,有自己的理解、发挥乃至实践。例如,对于墨子以及墨家,在庄子看来,“墨翟、禽滑釐之意则是,其行则非”,虽然不赞同他们的行为,但他们的学说是符合“道”意的。而道家之“道”与儒家之“道”,应该说有很大不同,所以《天下》就没有评述儒家、孔子,但也作了交代:“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能明之。” 再次,可否、是否应该把《天下》当做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开创之作?我想回答也应该是肯定的。此前未发现这么相对完整、全面的论学术之作,后来总结的儒、墨、名、法、道等等都涉及到了,特别是墨家一派已经列出,文中有“墨者”、“别墨”、“巨子”、“墨经”等这些构成学派的要素。另一方面又不很成熟,主要是讲各个人的思想主张,学派意识还未完全形成。应该说整个战国时期也都是如此,如《尸子·广泽》、《荀子·非十二子》一直到《吕氏春秋·不二》,均以个人(《荀子》则是相近的二人)主要思想列举,《孟子》的“杨”、“墨”之说也是如此。只有《韩非子·显学》论儒、墨显学,学派意识要强一些。 最后,以上诸篇提到的人,是否是学术上有影响的人?我们也想作一个肯定的回答。这里想先从孟子论杨、墨开始,过去有人就因为杨朱难考,从而怀疑孟子“天下不归杨则归墨”之说,怀疑杨朱思想的影响,这是不恰当的。不能否认杨、墨的思想影响,不能以后世的眼光看当时,不能因后来有无影响或传人而否定曾风云一时的“豪士”。《鹖冠子·博选》云:“德千人者谓之豪”,“豪士”是指杰出人才,后人作注常用“豪士”之名称以上学术史论中提高到的一些人。当时,先后有影响的人士,除《天下》之外,《荀子》所非十二子为: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銒;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尸子·广泽》突出介绍六个人的思想:“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吕氏春秋·不二》概述了十个有影响人物的思想:“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兒良贵后”。以上这些,有的是当时和后世公认为的“豪士”,有的只此篇著有它篇未言,甚至很少出现。其原因可能与时段、地区以及记述者本人之见闻和主观意图等等有关系。总而言之,“皆天下之豪士也”。时人和汉人的许多著作中均有涉及,如贾谊《过秦论》中就有兒良、王廖等许多后世并不太知名的人士。近代不少学者也有考证,如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和顾颉刚、罗根泽编《古史辨》所收论文中,对于上述诸“豪士”就有较集中的考证,其他不必一一胪列。 由此而进一步可以引申出的问题是,“百人百义”的“百家之说”如何“相灭相生”、“相反相成”(《汉书·艺文志》语)的发展?又是如何形成几个有明显特色的学派的?它们又如何“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的?这些都是先秦学术史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