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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国际组织的发展，削弱了国家自主性。除联合国安理会之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欧盟、美洲国家组织、非洲统一组织、东盟等，对世界或地区事务均有自己的介入。国际组织被赋予一种广泛的道义职责，人们希望用它们处理或解决各国之间，甚至各国内部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处理的问题。国际组织能把各国官员召集到一起，确定共同的国际议题，引起世界舆论的重视并导致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国际政治力量相对增强和民族国家主权的相对削弱，很可能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并行不悖的趋势。各国在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中运作，一方面賦予它们新的机会、利益和权利；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国家的部分自主性，甚至以部分限制主权为代价。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多。 七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壮大。在当代世界，有一些非国家行为主体正越来越多地卷入国际政治事务之中，对国家主权起到侵蚀作用。粗略来看，至少有三类力量：各国内部反叛势力、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它们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有不同于政府的渠道和方式，当它们成长壮大和发挥作用时，很多国家的政府会感到头痛和不适应。尽管单个组织只有专门的利益和影响，有时候它们在特殊条件下会给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对外交往产生强烈影响。例如，南美一些国家为了某场重要的足球决赛，可以暂时中止彼此正在进行的战争；教皇对东欧和南美一些国家的弥撒访问活动，可能给当局带来微妙而持久的政治麻烦。 八是经济跨国活动和各国相互依赖，使主权形态发生改变。货币、商品、人员、信息和技术都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实行跨国界、无领土的流通，市场经济正向全球的每一个角落推进，造成愈发明显的经济一体化。相互依赖的经济，同样有政治含义。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决定直接影响大国间政治外交博弈。在信息化和经济一体化时代，各个国家都具有敏感于相互依赖情况，但一个国家会比另一个国家更脆弱：依赖石油进口比重相同的两个国家，对油价上涨的敏感程度看上去一样，但其中一个国家可以转向其他资源如煤炭等，另一国家却没有这种回旋余地，那么后者比前者更脆弱。不过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仍以上述情况为例，一国虽然缺少国内替代资源，但它拥有强大的军力，因而能够从第三国购买或强行取得他国石油或其他资源，而另一个国家军力有限，一旦失去外部能源供应，只好降低国内需求，或者开采成本较高的煤炭，这时，后者就比前者更脆弱。不过前者的优势也不是绝对的，假如由于种族骚乱、宗教对立、政治斗争、社会混乱等原因，该国内部和谐性远不如他国，它的军事能力不足以使其有效取得第三方资源，这时该国脆弱性又大于另一国家。在当今世界，人们已经认识到相互依赖的经济对各国政治安全乃至主权的塑造效果。 九是全球危机加深，使主权有了新的约束。全球问题中没有一个可以仅仅归结为局部、民族国家、特殊制度或意识形态下产生的问题，它们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由于危机根本上说是全球相互依赖的产物，当世界系统具备全球维度时，传统的认知框架和主权治理方式将在不同程度上失去效用。许多以往不曾发生的问题，或者即便出现也易于解决的问题，如今已具有别样的性质。例如，失业曾被认为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问题，一旦国家采取措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失业便可自然消失，而在今天，产业链是全球性的，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后果都超出国界。解决全球危机，有时要求主权国家放弃一些权利，而谈判和博弈却十分艰难。 最后是科技进步和相应法规，可能超越或限制某些主权。比如，制定太空方面的法规，必须以太空及宇宙活动获得的可靠资料为依据，而多数国家在这方面认知能力有限。国际法学界的分歧，使原本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加微妙，有些国家，科学技术已达到了宇宙探索的地步，关心的是外太空的法律地位问题，部分国家甚至没有自己的飞机和军队，连最低限度的领空权都无法捍卫。主权原则同主权实现之间存在较大的距离，科技使某些国家主权增强，使另一些国家主权削弱。 我们从上述的十种情形中可以初步理解当代主权面临的实际挑战，从而确认传统主权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适应时代要求加以适时调整和改进，这种改进是对传统主权观的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撼动主权的基石地位。 新主权观的战略定位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新主权观的战略含义与定位？ 王逸舟：新主权观的战略内涵之所以具有可能性，实际上还是由于此前提到的主权平等问题，即主权在原则层面的平等与实际的不平等。国际法的定理或判断不等于说实力不等的国家拥有同样的发言权或支配力。主权国家间原则上的平等，既不代表也不说明它们的实际力量和国际地位。在很多情况下，人口和面积等规模指数、技术和资金等能力指数，天然地决定了原则上权利平等的主权国家之间在实际生活中的权利不平等。例如，一些弱小贫穷的国家，由于缺少资金或技术，同某些发达国家进行所谓的“减排贸易”，出让原属本国的海洋洋底矿物资源甚至国家的整块洋底矿区，或标价出卖联合国有关管理机构分配给本国的太空电磁频谱区段，甚至连一些本该自己国家派代表出席的国际会议，因缺乏经费只好“委托”西方发达国家某些个人或团体代为出席谈判。 就主权原则和国际法来说，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是一律平等的，但现实世界政治中却不会有这样的绝对平等。很多国家尽管有形式上的主权，但很容易受到外部渗透和干涉，很难对自己的领空、领海和领土实行真正控制，尤其当政府缺乏能力或对外交往经验不足，情况更加严重。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现实政治仍是按照实力确定国际地位，主权在强权政治面前经常要打折扣。国家对平等的诉求，可能是一个难以企及却不能放弃的追求，缺少它，就不会有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斗争，就不会有当今所见的国际政治动向。 新主权观还有另一方面的战略内涵，就是其作为一种思想基础，有助于防止“国强必霸”“国强必乱”的历史怪圈重演。近代世界历史一大教训是，西方列强只是追求自身利益扩张，并不顾及他国尤其是弱小国家的感受，仅仅要求维护自身的权益，哪怕是霸道无理的要求，而不向国际社会和邻国做出必要的让步和贡献，结果某些强国大国的崛起或受益，同时造成邻国、弱国的衰败或受损，不时带来这样那样的对抗、战乱和失序。少数国家主权的荣耀与强化以多数国家主权的退化、贬值为代价。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不应重演这样的情景。当代中国在扩展全球利益的过程中，应该关照他国的感受，兼顾别国和国际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保持“取”与“予”的平衡，提供适当适量的国际公共产品，倡导智慧有效的国际治理方案，做出与中国地位相符的积极贡献，如在遏止全球气候变暖、预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拉动国际经济复苏等方面的严肃承诺与具体措施等。从这层意义上讲，新的主权观强调建立国际权利与国际义务的平衡，重视与大国地位相符合的责任，把后者作为必要前提。对于国人来说，这一点是过去讲得不够的，存在着不少偏差与认识误区。新主权观的战略内涵并不只是一种强力的或利益式的思维，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柔性体现或利益方式的巧妙化过程。我们在讨论新主权观的可能性及相关问题时，必须具备这样一种战略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