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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观念的基石意义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传统主权观念的价值，传统主权观是否已过时？ 王逸舟：基于最初的政治哲学理解，主权意味着国家的“保护壳”。实际上只要有国家，就必须有主权的概念，这是不会过时的。我们说对主权的基石作用有一种辩证、动态的认知，是树立进步、进取国际政治观的前提。主权观念源于中世纪的欧洲，用于表示民族国家之上没有其他权威。主权国家的经典定义是：完全自治的，因而是独立的、不服从任何其他国家法律秩序的国家；在主权之上，除国际法外，不存在其他任何的世俗权威；它基于一个有效的法理秩序，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参与外部事务，决定重大事项。完全自治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自由、不受干涉地规定其国体和政府形式、内部组织、国民行为、内外政策。国家垄断着对内合法使用暴力的手段。相比之下，其他权威无权在这个国家领土之内使用暴力或维持秩序。同理，通过国际法的授予，国家合法垄断在国际活动中运用强制手段的权利，国家在全球公域中遇到侵害行为，如海盗或国际恐怖主义时，可以自主行使其主权权利，予以反击。 由此可见，传统主权观并未过时，主权精神意味着国家在国际法意义上相互平等与协调，这是在超长期的历史磨合之中逐渐实现的。国际法和国家间组织“只认主权，不管其他”，在现当代国际关系中，法律、权利、正式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例如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外交人员豁免原则等，只有彼此独立又相互平等的主权国家才能承诺和实现主权要求。各国之所以承认并愿意在必要的程度上受制于国际法，是因为这种限制对他国而言也是如此，且能够表明本国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成员，只有尊重主权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当代国际秩序与国家间关系才有基本保证。对传统主权观的质疑与挑战不会动摇国家主权的基石作用。 《领导文萃》：您如何看待传统主权观念受到的冲击与挑战？ 王逸舟：作为一种基本的国际政治要件，主权观念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主权概念本身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或制约。在当前国际政治背景下，我们至少可以看到10种不同性质的冲击或制约。 一是民族与国家的不重合性，带来政府权威的失效或下降。全球政治的现实是，很多国家内部有多个种族、民族或部族，同时一些种族、民族或部族分布在多个而非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在种族上是同质的，在近一半的国家中，最大的种族人数少于50%，有1/3以上的国家存在基于部族、种族或民族差异之上的宗教纷争。全世界有几千个少数民族或种族，其中不乏想成为“国族”的力量。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许多种族、民族是跨国界的，例如巴勒斯坦人、库尔德族、吉卜赛人。冷战结束之后，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要求独立和分离，另一些跨国族群则希望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导致各种暴力抗争频仍，在巴尔干、南亚、中东、非洲，处处可见这种运动的冲击。 二是政府的能力和责任感，直接影响主权的强弱度。传统的主权并不考虑政府效能，在现代国家产生地如西欧，国家体制建设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当代，既有新兴工业化地区和有效能的政府，如东亚、东南亚和美洲的一些国家，也有缺乏责任意识和现代国家形态的国家，如非洲和亚洲的某些地区。有些“政府官员”其实是某个部族、种族的代表，或是某派系军阀。在这些地方，很难判定“政府”是否合法和得民心，因为不存在选举程序，也见不到为民谋利、造福社会的国家行为。在这里，物质上灾难深重，精神上和政治上更是虚弱不堪，一些可怕的现象如饥荒、难民、传染病和法律失效等由低劣、腐败的政府造成，或是因为根本不存在政府，造成某些国家的强行干预，乃至邻国请求联合国“托管”的呼声。不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境遇，特别值得关注。 三是国家资源多寡和外交质量制约着主权维护的难易度。资源是制约主权能否坚持、如何坚持的外部条件，外交则是化潜能为现实利益、确保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安身立命的人为手段。这里讲的“资源”是广义的，指一个国家可利用的天然财富和环境状况等，如人口、幅员、地理、物产，所有国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在现实中没有一样东西的分配是平均或平等的。比如，苏联的国土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17%，太平洋岛国瑙鲁仅为前者的百万分之一；中国有近14亿人口，联合国中人口最少的成员国帕劳人口为2.1万。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不愿意，按实力大小决定的政治关系却很难避免。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准则，只是涉及独立于外部权威的道德尺度和理想的行为规范，这一原则不可能保证各国资源天然分配的平等及由此造成的国家实力平等。弱小国家尽管也是联合国享有投票权的成员，拥有法理和形式上的主权，却很容易受到外部渗透和干预。外交质量则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组成部分。高质量的外交不仅可以使大国变得更强，也可以使小国不弱。 四是文化认同与民众心理，从内部制衡政府对外的主权力量。民众的效忠意识与两个要素有关，一是文化上的认同感，即便在民族或种族相对单一的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或同一地区的不同人群之间，往往有不同的效忠对象及其背景，比如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的差异；二是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主权要求人民对国家效忠，但当今世界各种矛盾和过程却在不断创造不同方向的复杂效忠情形，政府代表国家的权威可能加强或被削弱，外部势力插手干涉的机会相应增减。从历史上看，凡是民族构成相对单一、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地方，国家的对内统治和对外独立的权利基本会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族群关系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内外忧患“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主权很难获得切实保障。 五是国际干预的强化和国际法的“硬化”，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主权权威。近几年，国际维和行为和大国干预不断增加，改变了传统的主权形象。现在，联合国已向越来越多的地方派遣维和部队，一年耗资数十亿美元，除执行任务的士兵外，很多国家能见到联合国派出的调查小組、军事观察团、特使、考察队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人员，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强化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硬化。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看上去与此越来越不一致，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谁也不会拿安理会的决议当儿戏，否则轻则遭到抨击，重则受到制裁和攻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