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南阳唐河县祁仪镇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所编纂的《中国哲学简史》作为教材在中外都享有盛名，对知识与文化的教育和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冯友兰的教育思想 教育自古以来是对文化与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是知识传播的实验室，“哲学应成为教育的普遍原理，而教育应成为哲学的实验室”[1]30，教育就是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强制影响过程，并努力达到教师所期望的目的。冯友兰认为：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成为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2]286。哲学就是为了教育人成为圣人的方法，这里不仅肯定了哲学的价值，同时也说明教育的作用。 大学不仅是教学机构，也是科研机构。研究可以使文化得到提升，走向“高、精、尖”，而教学则将知识和方法教授给学生，达到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冯友兰曾任职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这样论述大学教育：一个大学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它对人类社会所负的任务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既往开来”，古人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现在这句话可改为“一事不知，大学之耻。”[3]160 “一个真正的大学……他应该是一个专家集团，里面应该是什么专家都有。这一种专家集团，是国家的智囊团。……我所谓大大学，就是这一类的大学。我说大大学，因为在世界各国中，不见所有地大学都能负起这个任务。……严格地说，这些大学，不应该称为大学，不过事实上他们也称为大学，所以我们可以称真正地大学为大大学。”[4]457 对于大学教育，冯友兰的论述是精辟的。站在全局的立场上进行考虑，大学者为何，不应仅仅注重科研，也不能仅仅注重教学，两者要相互配合，才能真正推动学术的向前发展，才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两者缺一不可。 教育更应该让更多的人学习到真、善、美。冯友兰先生对青年的成长给予很高的关注，期望用教育来指导他们追求完美的人格，并注重品质和个性的培养和发展。 真正的教育目的，是在于使人知人的应该是什么，并且使人照着“应该是什么”去做，但没有并不能对于任何人都有相同底功效，虽真正的教育是如此，况且并不是任何人，都受过真正底教育[4]421。 当然，教育学生学习知识，这是教育的必备环节，冯友兰先生希望将知识传递地更多的年轻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栋梁。同时，教育还有更高层次的要求，就是要让学子学会发现真善美的能力，冯友兰说： “就普通所谓真善美说，‘真’是对于一句话说的，‘善’是对于一种行为说的，‘美’是对于一种形象说的……人不能凭直觉，知道某句话是真，但知道某一形象是美，则是专凭直觉的，人知道某一行为是善，是不是专凭直觉。”[4]421 教育是一种工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一种方法，不仅要教育学生什么是真、善、美，培养学生的高尚的品德，还要教育学生如何发现真、善、美。而教育方式也不需要完全一样，诗歌、艺术、音乐等等都可以达到效果。如著名的教育家黄济曾说：“中国古代的美育思想，非常重视诗教和乐教，并把它与政治及伦理教育密切结合起来。”[5]冯友兰先生将这些都作为教育的工具，需要好好利用，实现其在教育方面应有的价值。 无形教育，是冯友兰先生所极力提倡的。他认为教育学生在课堂听讲，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在图书馆里读书，是传统的有形教育。而无形教育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实现教育的目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如此久远，积累的如此深厚，民俗文化如此浓厚，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无形教育。冯友兰先生说：我们现在太注重有形的教育了。例如教学生读书，作实验，听讲等等，都是所谓有形的教育。有形的教育，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所谓教育者，却并不只限于此。另外有一种所谓无形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靠学生读书，听讲，而只用另外一种方法，使学生潜移默化，改过迁善，而不自知。大概关于知识方面的教育是非用有形的教育不可的；至于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育，若专靠有形的教育，恐怕是不能有什么功效的。“声色之化民末也。”这是一句老话，但却是一个真理。严格说来，我们不能只“教”人，使他成为道德的；我们还要“化”人，使他成为道德的。青年学生，平日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有形的教育，在暑假中間我们应该与他们以机会，教他们受一点他们平日在学校里所不能受的无形教育[4]146。 无形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手段，学生通过一些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口耳相传即可达到，且效果较好。冯先生希望多重视无形教育，即使学生远离课堂，也在时时处处受到教育。无形教育和有形教育一样，显然是重要的、必要的。无形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对民俗文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学校也要组织或鼓励学生多多参与无形教育，给学生以精神熏陶。冯先生还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问题，他说：“我们若能使多数青年学生，都到过秦皇、汉武的陵寝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派许多民族扫墓专使。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到过孔子的故乡去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举行多少次的丁祭。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实际见到政府建设的努力与成绩，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许多宣传部的宣传。”[4]148 二、《中国哲学简史》的编纂及影响 《中国哲学简史》原本是冯友兰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语写就的一部哲学教本，“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写了一部讲稿，于1947年离开纽约时，把它交给纽约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公司出版，书名《中国哲学小史》，后来有法文、意大利文、南斯拉夫文译本，直到1984年才出中文本”，当然还有其他语言的翻译本，如日文、西班牙文等等，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书籍，至今仍然是世界众多大学的哲学通用教材。在中国，虽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此书出版后几十年内并没有在中国传播，“到了冯先生晚年……这部书才由冯先生早年的学生涂又光先生翻译成中文”[6]218，需要注意的是，此书在美国出版时，命名为《中国哲学小史》，而出版时将其命名为《中国哲学简史》，原因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为了应对国内的需要，已经写成了一部简易的《中国哲学小史》，为了不与之重名而导致混淆，故而将此翻译稿命名为《中国哲学简史》。随后，又有赵复三先生翻译的《中国哲学简史》问世。涂译本和赵译本在思想内容上，并无二致，只是语言有所不同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赵译本的版本前，附有《英文版编者引言》，其作者是布德，他是英文版书稿的编辑者。从布德教授的引言中，可知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了解还不够，他说：“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如果请他们列举中国的主要哲学家，除非是汉学专家，大概能举出的中国哲学家只有孔子，或可能再加一个老子。这个看法，甚至对于一般哲学教师来说，恐怕也不为过。”“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书籍和文章为数并不少，但通常若不是太专门，就是通俗到了乏味、没有价值的地步。读者现在手持的这卷书堪称是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这样一本书出自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学者之一的笔下，就它的问世，有了更大的意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问世，对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陈培基先生的亲身经历也足以说明，“他于2001年去美国时，在美国的书店里见到了冯友兰先生的这部《中国哲学简史》，他说，在美国的书店里同时道家介绍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书籍并不是很多，只有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在美国的书店里赫然醒目”[6]220。冯友兰先生的著作在国外的影响可见一斑。据网络报道，韩国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也对《中国哲学简史》有深厚的感情，“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的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简史》”[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