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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逻辑、哲学意蕴与当代价值： “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多维透视 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不断回到历史语境中追问元问题。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追问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现实性？……这些问题关涉到中国共产党产生与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对这些元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党的宗旨的研究和探讨。明确和铭记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内涵有助于探究中国共产党存在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真正做到“不忘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 一、“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发生逻辑 思想的孕育、诞生、发展和成熟绝非主观世界的“灵机一动”，其必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性因素。“为人民服务”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次深刻重塑，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现代化的基本轨迹和近代经济社会结构断裂变迁的产物。概言之，“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的中国化、大众化、民族化和具体化。 1.理论之炬。经典作家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已对党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做了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的具体化、明确化。历史唯物主义内在包含人民主体性的基本价值追求，并由此出发确立了人民话语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人民是变革历史的根本性力量，人民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理论的基础性与创新性统一。基础性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其实践性为依据。毛泽东高度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817创新性取决于理论的革命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体现在其批判性。马克思恩格斯尽管从来没有直接使用过“为人民服务”的概念，但其理论宝库中却蕴藏着丰富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因子。在经典作家的思考逻辑中，马克思主义人学话语的构建同经典作家批判封建和资本主义人学体系同步而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7年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等一系列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人学理论形成和发展、成熟的关键。 经典作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高度重视人民力量特别是工人力量的动员与发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提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基于既往人民概念的过于空洞和泛化，马克思明确了无产阶级“人民”概念的内涵。从其视角来看，“真正的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民”。[4]2181848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283列宁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发扬者和实践者。以列宁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是基于唯物史观和人民史观基础上的扬弃。马克思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维护者，而非只“为少数人”。列宁在论述苏俄农民问题时指出，“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5]25 2.价值之弧。传统文化基于其自身的定式和惯性对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批判与升华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又一理论渊源。先秦时期，传统文化对于“人民”的作用已经有所体认。例如：“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者，质剂焉。”（《周礼·地官》）“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上》）由此观之，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语视野中，人民是与鸟兽草木无异的客观存在。人民概念在何种语境下使用，完全取决于当权者和统治者的利益需要。民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传统文化认定天心与民心相通。古代民本思想旨在调和君民对立。夏商时期即已存在“天命在民”的朴素民本思维，经由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的“仁爱”思想，再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王道思想，直至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公开抨击君主制度为“天下之大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朴素民主思想，民本思想的价值理念和维度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与扩展，体现了古代哲人对民众力量的窥探和敬畏。 所谓民本思想只是传统社会统治者弥合社会矛盾的方式与手段，难以有效约制公共权力，特别是难以形成对皇权的有效遏制，造成传统中国在理论与事实上的二律背反。统治者一方面高调宣扬“以民为本” “天下为公”，另一方面又包藏私心有意无意地模糊公权和私心的边界，造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来看，传统民本思想并非真正的人民主体性思想的实践，人民在统治者的视野中只是天然附属物，不具备任何主体性和能动性。孔孟民本思想确立了人民第一的价值形式，其实质不过是神权和君权庇佑的对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隐喻人民只是历史舞台的当然注脚。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指出旧道德“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6]16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