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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教条主义曾经带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挫折。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南方大片根据地的丢失、被迫踏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直接原因就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四年统治。1935年1月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是还来不及从思想上解决“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更是提出了根本否定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提出一系列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出现王明右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中共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在分析抗战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全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号召全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5]534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和文件中，在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形成了广泛共识。另一方面在党内也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毛泽东率先身体力行，提出、制定、推行了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性相结合完成了大量理论著述，取得了重大成果。1939年5月，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任务提出了共产党员的“六项标准”，号召全党“热论文联盟www.LWlm.cOm烈地响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做演讲，强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7]107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7]333 党的七大，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完全能够从思想方法的角度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的关系问题，即中国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直面中国现实问题，随着中国现实问题的发展而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直面中国经济现实，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了丰衣足食，推动了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主体都是人民群众。“90年来，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依靠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3]29延安时期，面对异常困难的经济现实，党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动大生产运动，实现了丰衣足食。 1938年武汉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进攻策略发生了变化，将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打击的重点，对各个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和残酷的“扫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政策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掀起反共高潮。除此之外，还在边区各个路口设立哨卡封锁进出物资，停发八路军粮饷、实行断邮等，企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面对困难怎么办？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直白地讲道：“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8]460并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号召下，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到1943年，陕甘宁边区产粮184万石，除去总消耗162万石，余22万石，经过大生产运动，达到了丰衣足食。”[9]161 大生产运动中，还逐渐形成了延安同志们的精神即延安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8]459。毛泽东“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的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8]459延安精神是共产党人战胜各种困难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直至今天也是我们的立国精神、强国精神。我们看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巨大的经济困难，正是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直接面对，才度过了难过，实现了丰衣足食，推动了民族精神与革命精神的与时俱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和精神基础。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键是直接面对所处时代现实问题，尤其是面对现实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寻求解决对策。延安时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巨大的勇气直接面对政治、思想、经济等现实问题，才能够“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创造了延安时期的辉煌。当然，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存在内在关联和耦合的本质联系，解读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也必须和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联系起来。总之，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惠晓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