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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纵向的学术史考察后，我们可以横向地看取闻一多学术世界与学术史的联系。中国几千年历时性的学术演变在闻一多有限的学术生涯中呈现出共时性的存在形态，实际上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中“同时”吸收学术史的各种学术形态，多样化的学术形态也就同时体现在他的学术世界中。学术史上各种学术思潮、学术对象、学术方法、学术价值取向往往在历史发展中交替出现，此起彼伏，在起伏中消长。中国学术从先秦开端，到汉代形成了以经学为主流的学术取向，在具体研究形态上从汉代经学注疏开始，经过隋唐经学复兴后继续进行经典的疏证，到清代乾嘉学派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目录学、辑佚学、校勘学等考据学方法的整理，达到了经学“汉学”研究的高峰。围绕儒家经典文本的流传和不同文字系统的流传出现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论争，到清末几乎针锋相对，其中隐含着不同的学术理念和学术价值取向。而针对“汉学”的烦琐考证，从魏晋玄学就从义理方面解释经典，到宋代二程和朱熹创造了理学思想体系，形成了不同于“汉学”的“宋学”形态。闻一多在学术积累期和准备期主要接触了儒家经典，如启蒙教育时和当时读书人一样首先学习“四书五经”，一般所用教本为朱熹《四书集注》，对“宋学”形态的义理阐释会有所感知。好学敏思的闻一多在读书过程中自然有所心得，在他的读书札记《二月庐漫记》中已经开始运用考证的方法解疑思辨，虽然不是明确的“汉学”意识，却是无意识中进入了“汉学”门径。当他正式开始古代学术研究时，研究对象首先选择中国古代诗歌，而《诗经》的选择决定了他必然进入到经学研究领域，必然面临“汉学”和“宋学”的选择。时当1928年左右，中国学术已经演变为现代学术形态，对于学者来说事实上已经不是只有传统“汉学”或“宋学”的选择空间，经过近代“西学”影响下的学术演变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新，传统“汉学”或“宋学”已经不再单纯，而作为“汉学”或“宋学”研究对象的经学地位大为下降，“汉学”和“宋学”更多体现为学术方法论，所谓“经学”逐渐被“国学”话语取代。对于闻一多而言，一方面，他在古籍研究中主要采用了乾嘉学派的“汉学”研究形态；另一方面，他不限于“汉学”一端，不仅同样重视“宋學”式的典籍义理阐释，而且更多从现代学术视角看取古代典籍，在古今中外学术形态的综合中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中的“国学”研究形态。闻一多的“国学”研究本质上是现代学术形态，无论从学术理念还是从学术方法上，既融进了中国学术史上的“汉学”和“宋学”形态，又融进了西方学术史上的科学型和人文型学术形态，当然，闻一多没有如创造新格律诗那样创造出新的学术形态，基本上是在已有的学术形态和现代学术语境中进行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创性的学术研究既可以表现在新学术范型的创造上，也可以表现在以既有的学术范型进行具体学术内容的创造性研究。任何一种学术范型都不可能由一人一时创造出来，总是经过相当的历史长度和大量学者的学术实践逐渐形成。即如传统“汉学”亦是经过从汉代学术到唐代学术的发展而到乾嘉时期成熟的，但这并不能够掩盖在“汉学”学术体系成熟后运用“汉学”做出成就的学者的学术贡献。虽然闻一多没有开创独立的学术范型，但以他学术研究形态的多样化和现代性实际上为中国现代学术形态的成型做出了贡献。中国现代学术范型同样不是由哪个学者独立建构的，而是大量现代学者共同完成的，其中就包括了闻一多。 闻一多的学术主要是从中国学术史发展出来的现代学术形态，因为他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国学，所以我们更多地从现代国学研究语境里进行考察，而现代国学研究以其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风格、内容取向、文化思想、价值追求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派别，闻一多主要归属于“清华学派”。这样，我们大致可以自上而下地描述出闻一多学术的源流轨迹：从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出中国现代学术形态，中国现代学术格局中产生出各种国学研究派别，现代国学研究派别包括了“清华学派”，闻一多的国学研究属于“清华学派”。而真正伟大的学者既在学术史基础上有独创性贡献，能够推进学术史的发展，又不会被所在学术语境和特定的学术流派限制，总能够突破学术语境和学术流派的制约而显示自我的学术个性和学术价值。学术史可以生成学者的学术对象，学术语境可以玉成学者的学术成就，学术流派可以使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归依，但都不能抹煞一个伟大学者的个性和成就。论闻一多学术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联系、闻一多学术与现代学术流派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否认闻一多学术的独创性。学术个体总有学术母体的遗传，但更多学术个体的变异和发展。闻一多的学术虽然生成于中国学术史、现代学术语境、现代国学研究氛围、清华学术环境，虽然参与了“清华学派”的发展，但综观闻一多的学术成就，自有他的学术个性。在领略他学术个性的同时，其实从他与古代学术史、现代学术格局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把握闻一多学术的另一方面“标本”性意义，即通过闻一多个性的国学研究可以把握“清华学派”的学术特性，进一步通过“清华学派”把握现代学术格局中的整个国学研究状况，更进一步通过各流派国学研究把握整个现代学术格局，最后通过现代学术格局的源流上溯到近代和古代学术史，扩展到西方学术史。出发点是闻一多的学术世界，是因为他的学术世界以其巨大的丰富性本来就包容了古今中外的学术内涵。并不是每个学者的学术世界都有这样的标本意义，当然也不是只有闻一多的学术世界具有这样的标本意义，但在现代学者群落中，闻一多是能够代表这种标本的典型学者。他的个性在于：一是在知识结构、学术素养和学术研究上，中西兼备，古今贯通，既有学术对象的细致深入的微观研究，又有对整个文学史、文化史的宏观研究，在具体对象上不粘滞而不断变换着研究对象，在宏观研究上不空疏而有扎实的具体研究为基础，避免了大部分学者的要么“见林不见树”、要么“见树不见林”的学术困境。二是作为诗人的诗意化思维和学者的严谨朴实相结合，对中国诗歌美的鉴赏建立在实事求是的文本、文字、词义的求真考据学基础上，在典籍考据学中压抑不住的诗人激情不时地溢之言表。比较之下，现代学者多有和闻一多一样从作家转化为学者的，或更多文学性思维风格但缺乏闻一多的考据学功夫；原本就以学术研究为业的学者在考据学研究上与闻一多平分秋色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往往缺乏闻一多的诗人特性。三是经过长期的学术研究，闻一多几乎穿透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不仅在他整个学术研究历程中贯穿着历史意识，而且从根本上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鲜明特征。40年代的闻一多自谓：“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他针对“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要作“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③ 历史扩展了他的学术视野，赋予了他学术世界深厚的历史感，史家意识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本质，所以他能够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做出多种思想发现。现代多有学者本来就研究历史，但研究历史并不意味着就是历史学家，正如研究哲学者并不意味着就是哲学家一样。四是现代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闻一多通过研究实践最后在思想上做了有个性的回答：国学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是超越国学而做“杀蠹的芸香”！这是闻一多国学研究的思想归宿。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尽管闻一多一度陷身于纯学术的研究，但对“故纸堆”的考据学研究目的是杀掉其中的“蠹鱼”而做“杀蠹的芸香”，对国学中所蕴藏的陈腐、残酷、虚伪的恶劣文化思想进行彻底批判，在批判中建构中国现代化的文化理想。现代学术史上的国学研究不能说不繁荣，但其中多有学者要么在“骸骨的迷恋”中陶醉不已，要么在日落西山时高唱“挽歌”，不是复古，就是趋于保守。闻一多之可贵在于40年代继承了或继续了新文化运动思想革命的伟业，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甚嚣尘上的“复古的空气”④ 中亦可谓空谷足音。以上四点即可见闻一多超越中国学术史、现代国学研究和“清华学派”的学术个性，中国学术史、现代学术语境中的国学研究和“清华学派”等都不能够完全限定闻一多的学术世界，都不能够掩盖闻一多的学术独创性。共性的认知代替不了个性的把握，学者和学术史及学术流派固然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尤其对于闻一多这样的现代学者更是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