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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闻一多的学术世界表现了中国学术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但他毕竟没有、也不可能、更不会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中国学术史的全部内涵，而且闻一多的学术世界也不限于中国学术史。无论从学术研究实践，还是从自我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取向上，闻一多的学术史借鉴从总体上表现出一定的主体选择性。在吸收中选择在选择中加以继承，从中体现出闻一多作为中国现代学者的主体意识，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重要特征。闻一多的这种现代意识下的主体学术史选择主要体现在对古今中外学术史的选择上。当闻一多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从总体上，他至少面临着三种学术史，即中国古代学术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和外国特别是西方学术史。如果仅仅限于论述闻一多与中国学术史的关系，无疑是极为片面的。实际上，作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和曾经出国留学的现代学者，闻一多从学术视野、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上已经不限于中国学术而扩展到了西方学术文化背景的认知和选择方面。在具体研究对象上因为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闻一多自然更多选择中国古代学术史作为研究背景，从先秦学术到清代乾嘉学派构成了闻一多主要借鉴的学术史内容，但他并没有囿于中国古代学术史范围，而是在更广阔的学术背景中展开研究。这种更广阔的学术史背景，首先表现在对中国从近代到现代学术发展的关注，体现出他学术视野的现代性追求；其次表现在对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的借鉴，体现出学术视野的世界化追求。 尽管闻一多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尽管他运用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但他的学术世界体现出来的基本形态和传统学者有了鲜明的区别，主要的原因在于他在传统学术研究中融入了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思想及现代科学方法论。中国学术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变本质上是在西方学术文化刺激下完成的，现代学术从总体上已经包含了西方学术文化的因素。闻一多置身于中国现代学术格局，自是能够感知到现代学术中不同于古代学术的西方学术文化新质。而他对西方学术文化并非完全被动地或间接地选择和吸收，一定程度上有他主动和直接的吸收，自然在他的学术世界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当然，闻一多与西方学术史的关系远比不上与中国学术史关系那么广泛和深入、复杂和丰富，但并不是无迹可寻。首先，闻一多从清华学校读书到留学美国时期集中接触了西方诗歌理论、美学理论，接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这影响持续到他以后的学术研究中。闻一多曾经一度以西方诗歌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如作于1921年的《诗歌节奏的研究》，原本为英文稿，即是以西方诗歌为对象研究诗歌节奏的。从《诗歌节奏的研究》所引用的23种参考书可见，闻一多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西方美学论著，除了三种西方工具书和胡适的《尝试集》《谈新诗》外，其余18种均为西方诗歌、诗歌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经典著作，包括了关于亚里士多德诗歌理论的评介、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华滋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和柯勒律治的《文学生涯》、桑塔雅纳的《美感》等等，涉及西方浪漫主义理论、艺术起源理论、艺术美感理论、诗歌格律理论、文学鉴赏理论等西方文艺思潮中的多种理论形态。这些理论不仅用以研究西方诗歌，而且闻一多还借鉴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如作于同期的《律诗底研究》中多引用西方诗歌美学理论。及至他出国留学后，更直接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影响，继续吸收西方美学理论，其中有些理论观念成为他新格律诗创建的基础，《诗的格律》一文即引《诗歌节奏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参考书《诗歌研究》的作者布里斯·佩里的话：“差不多没有诗人承认他们真正给格律缚束住了。他们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并且要带别个诗人的脚镣。”这几乎成为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的立论基础；另外的基础是关于艺术起源论和唯美主义的，他所说“游戏本能说”显然带有席勒艺术起源理论的影子，其艺术与自然的关系论明确表示为王尔德的思想。及至正式进入古代学术研究领域，在《诗经》研究方面首先写作的文章是《诗经的性欲观》，是运用弗洛伊德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说发现了《诗经》的五种表现性欲的方式，即明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特别是说到象征性交时，闻一多认为这种表现方式“是出于诗人的潜意识”②。到学术研究后期，他更用文化人类学研究《诗经》所表现的时代，研究原始社会的图腾，由先秦文化上溯到了神话研究，寻求“本土文化中心”和探索民族文化源头了。所以，从闻一多全部的学术世界里，我们总能够看见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子，可以看见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其次，从学术研究方法上，闻一多不仅仅运用传统考据学方法，而且借鉴了大量西方学术史上的研究方法。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在方法论上相对单一、比较落后的话，那么西方学术史背景的引入除了提供学术思想上的另一种参照外，也提供了既多元化又现代化的学术方法。西方学术文化史上，经过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和文艺复兴后的科学发展，逐渐形成了先进的、有效的、多元的学术研究方法。大概而言，可以有科学主义方法、人文主义方法和各种学科方法论，学科方法论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西方文化史上的学术即依靠这些多元化的方法而得以高度繁荣。相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中国古代文化部类是混沌一体，不仅文史哲不分，而且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没有完全分开，更缺乏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相对于西方科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意识、科学实践，也缺乏科学分析的方法论。直到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文化的全面引进，同时也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方法论。现代学术更在继承传统学术方法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多样化的西方学术方法，因而现代学术呈现出全新的学术形态。闻一多躬逢其时，长期浸染于西方文化和学术中，尤其赋有了现代化的开放意识，所以进入国学研究领域后，就不限于传统“汉学”方法而实际运用了西方学术方法，多以西方学术方法研究国学经典。即使在考据学研究中，也已经不完全如传统考据学形态，而是化合了西方科学实证主义精神，体现出一种科学方法。尽管作为艺术家和诗人的闻一多并不擅长科学思维，而一旦进入学术研究，学术的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自然要求一种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科学的实证精神给乾嘉学派的朴学方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闻一多国学经典的考据学研究受其嘉惠，不仅得以推进研究论题，而且在学术思维上具有了现代性特征。现代学术不同于古代学术的一个鲜明区别在于具有了明确的学科分类意识，将混沌一体的中国文化典籍进行了现代学科意义的分析研究，而且以多种学科意识研究特定典籍。闻一多特别运用了现代学科方法多角度地研究古代文化典籍，尤其关注到从西方引进的最新学科，如考古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他的甲骨学研究不仅借助已有文献，而且借助了最新的安阳殷墟考古学成果；他的神话研究如《伏羲考》亦多引用出土文物为证，并从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看取中国上古社会的文明形态。典型的如对《诗经》的研究，突破了单纯的经学、朴学研究方法，从现代多种学科方法角度进行分析，在《匡斋尺牍》中对《芣苡》一诗的解读可谓闻一多运用现代学科分析古代经典的标本。在此，闻一多首先从文字训诂学角度释读“芣苡”，再从生物学角度说明其象征意义，然后从社会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诗学等不同学科全方位地解读了这首诗，最典型地体现了闻一多对现代学科方法论的纯熟运用。西方学术史上学术方法的引入大大地拓展了学术视野，打破了传统考据学研究的故步自封和浅陋烦琐。闻一多在国学古籍研究中没有被烦琐的考据学淹没而能够从考据学中超越出來，与西方学术方法的影响不无关系。当然，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相比较，闻一多对西方学术史的选择在比例上要小得多。可以说，闻一多对西方学术文化不是接受太少，而是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体现得太少了。倘若闻一多更多地趋向西方学术研究范型，以他的学术积累、学术追求和专心致志的功夫，应该说会有更开阔的学术境界。毕竟，他留下来的学术成果太多考据学的半成品内容，而作为诗人的诗意化研究和作为思想家的深刻思考的成果不免略嫌薄弱。这也体现了闻一多学术选择的特征，更偏向于中国传统学术但也融进了西方学术文化，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借鉴西方学术，而且在学术思想上以其现代化的追求体现出世界性的学术视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