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究其实质，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作为对中国古代诸学说之精华的集大成，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及其以降诸学说之源，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价值观的根在老子那里。欧洲中世纪重农学说创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则》一书中曾说：“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 “但所有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例外”。此言诚是。受老子“生态智慧”价值取向影响，中国人形成了整体统一的宇宙观，以这种宇宙观观照世间万物，皆是有情、有义、有生命的体现。天地含情，万物化生。人与天地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正因此，整个宇宙的大化流行才得以实现。 老子以降的中国传统文化认为，自然宇宙的生命情感具有和人类一样的诚明之德。“诚者，天之道”，“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吕氏春秋·无私》)天地自然把自己至善至美的道德价值赋予人类，人类又可以通过善性的道德修养去领悟自然宇宙之真谛。这个真谛即是天道、地道，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自然法则、自然规律。认识了这种法则和规律，即如庄子所说“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达到精神境界的至高无尚，在自然宇宙中“逍遥遨游”。或如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达到对天地自然和人生的大彻大悟。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而自然宇宙的生命则是无限的、持久的，要使人的生命趋于完善和伟大，就必须和宇宙生命相联系、相融通，从大自然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古之圣人并非天生伟大，只是因为他们能够“法象天地，赞天地之化育”，能够“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伏羲氏所以能王天下，就是因为能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懂得自然宇宙必变、所变、不变之大法则，掌握了自己知变、应变、适变的本领，做到了“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所以才成为不朽的圣人。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和谐”。人们爱莲，是因莲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纯洁德性。孔子观水，而产生“逝者如斯夫”的人生感叹。苏轼观竹，有“其身与竹化”之联想。李白观月，有“低头思故乡”之意念，等等。这些都是天人感应意境的体验。 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历代诗歌、绘画的影响尤为突出。寄情山水，向往田园风光，崇尚大自然之美的作品举目皆是。人们从中体察造物主之生意，领略自然宇宙的生物气象，得到大自然的仁爱，“与天地同流，与万化同归”(孟子语)，“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屈原语)，使人的精神境界达到出神入化，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更加完善和完美。人与自然能和谐相处，人不是被动的、消极的，而是主动的、积极的。因为在“天——地——人”这个整体宇宙系统中，人居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与天地既鼎足而立，又与天地合而为一；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约，又有驾驭、统领、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领。人能够统合天地，弥合天地自然之不足。这里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大自然的创造力，不是盲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强制性的、不是破坏性的，而是“顺天应时”的。即通过对天地自然规律的体认和把握，加以巧妙地开发和利用。荀子强调做事要“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荀子·天论》)。《周礼·考工记》则认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个“巧”字，就包含着人类的智慧，或者说早期的科学技术。中国人做事向来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既要尊重客观规律，又要重视人的积极因素，如是，则可“事半功倍”、“巧夺天工”。 由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独特的自然价值取向： 一是从对大自然的和谐观念出发，引出对大自然的亲近、友好、爱护之情。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结构的重要一端。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园。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已经溶入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成为后世文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影。高官巨贾也罢，文人骚客也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始终是他们魂牵梦绕的向往。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荣辱，人情悲欢，原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在山林的啸声中，疲惫的心灵才得以慰藉；只有在田园的翠色里，紧张的精神才可能松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所以，范蠡功成后即归隐山林，泛舟于西湖；王维位居右丞，还是常常“怅然吟式微”；苏轼文坛泰斗，官至翰林，却也时时想“江海寄余生”；就连壮怀激烈的岳飞，也流露出“痛饮黄龙”后解甲归田的意愿。 二是由对大自然的热爱又进一步推及到保护大自然。儒家的仁爱，是待人与接物的统一。由仁爱而引发的社会管理原则和处世准则，基点在于保障人事的和谐，进而推及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保障大自然内部的和谐。如荀子提出的“群道原则”即包含人、自然及人与自然之间三个方面的和谐平衡，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善群就是善治，群道当就是治理有方。同时，荀子又主张对大自然的取用要和养护相结合，建立合理的生态结构，要畜养杀伐不失其时，注意保护自然资源，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只有保障人与自然资源之间两者相持而长，才能使“相食养者不可胜数，固有余足以食人”(《荀子·富国》)。 保护生态平衡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中尤为突出。如农业的撂荒、休闲、轮作等，都是用养结合，维护农业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中国历代五朝，都注意防止滥捕、滥伐、滥杀。据《礼记·月令》记载，每年的春季，当草木繁茂生长之时，政府都采取“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竭川泽，无漉陂地，无焚山林”等项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在中国的传统中，植树造林，修桥补路，一向受到人们的赞扬，大力提倡。历代政治家也都注意植树造林。如汉宣帝时渤海太守龚遂劝民务农桑，三国时魏郡太守郑浑令百姓植树为篱，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中对植树的具体规定，明初朱元璋令屯边军士每人植桑百株，近代孙中山更是大力倡导植树造林，至今我们仍把孙中山逝世的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