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劲健而俊雅的书法背后，透着他执着的思想追求 无论是出于策略考虑还是由知识结构决定，总之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这一中国历代“改革者”最常用的方式，登上近代中国的思想、政治舞台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的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合法性。 梁启超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正是康有为构建他的儒学时期，梁对乃师再造的“儒学”大为折服，随后就参与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等书的编写工作。维新运动开始之后，梁启超更是依老师康有为之说，积极主张奉孔子为“教主”、“圣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以此作为变法的最重要理论根据。他对在民间设立孔庙、举行祭孔活动也非常支持，在1896年底曾给驻美公使伍廷芳写信，建议仿照西方宗教仪式，在美洲的海外华人中劝设孔庙，定期礼拜。 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他大量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思想进入另一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质”为之改变。他脱离了维新时期以“托古改制”宣扬改革的中国传统话语，而更多地以“西学”词汇、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而同样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此时仍坚持“托古改制”理念，并在海外更为积极地进行以孔子为国教的“保教”活动。对此，梁启超渐生歧意，终于在1902年发表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与乃师大唱反调。开篇他即声明：“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