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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被称为是“人的科学”，历史事件、观念的发生发展演变演进，都离不开人。所以，“人物传”一直是史学的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说，一系列政治家的传记，就是一部政治史；一系列军事家的传记，就是一部军事史；一系列企业家的传记，就是一部经济史；一系列学者的传记，自然就是一部学术史。汪荣祖先生的《学人丛说》(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透视、分析了从清初到当代的十四位学人的思想，某种程度也可说是一部“通古今”的“学术史”。 把研究对象作分科、分段研究是现代学术、学科建制培养、“造就”的基本学术方法，因此研究才能深入细致。但这种“分”在使研究深、细的同时，又容易造成研究的“隔”，即研究某一段历史的学者对前、后时段相关事件、人物相当隔膜。这种“片断化”自然妨碍对历史人物、事件和思想的深刻理解，因此在“分”已成牢不可破的学科建制面前，“打通前后”又成重要课题。然而“打通”的功夫殊为不易，倘无深厚学力而强为之，不仅不可能“通”，反会使研究对象更加变形、扭曲而更“隔”。汪先生是近代史专家，《学人丛说》自然以“近代”为主，却不因“古代”、“近代”、“当代”的划分而断，以明末清初的钱谦益、章学诚始，以当代的陈寅恪、萧公权、钱锺书等终。由于汪氏学殖深厚，他的“打通”使人对学术的发展、学者学术思想和意义的认识更加深刻，这样的“学术史”当然也更加深刻。 钱牧斋本是明末文豪，以礼部尚书率众降清为人所不耻，因此，其文其学也易为人所不屑。例如《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的名作，其实陈原计划笺证钱、柳之诗，但还是认为钱胆识、气节远不如柳，遂改撰颂柳的《柳如是别传》。对钱的史学成就与思想，汪氏则作客观研究与评论，认为“牧斋史学虽不如其诗文之为世所重，然在中国传统史学里仍应有其一席之地”。钱的史学研究“讲究实事求是，严格可校定文字，谨慎阐释，洞察事迹的来龙去脉，为后来的朴学奠定了基础”。汪先生认为，钱牧斋别具一格以诗证史，并主张写史先写长编，汇聚排比史料，考其真伪，偶作按语，由于汪对当代学者陈寅恪也深有研究，所以他的分析表明：“陈氏颇好牧斋诗文”，“并善于以诗证史，有牧斋影子”；“寅恪史笔变排比史料，虽更能穿针引线，经由‘寅恪案’指出史事的来龙去脉，见微知著，但基本方法与牧斋仿佛近似。” 当然，作为“前近代”史家，钱的史学思想不出经史传统，难脱“儒家史学”价值观。这本是传统史家的通例，不足为奇，但汪氏则由此深探了钱的内心世界：“因而牧斋论史，辨忠奸、讲仁义，无疑就是他的基本史观，而因其生平的不幸遭遇以及降清后的愧疚，更加想借史事来表达忠义，儒家价值观似乎益发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