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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安顿在中国哲学的整个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其突出体现了华夏民族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中国哲学的源头《周易》到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先秦儒道两家学说，既有深湛精微的哲思，同样也有许多贴近百姓日用的具体方法。而在众多贴近百姓日用的具体方法中，以心灵安顿最为重要。如蒙培元先生说：“中国哲学也讲宇宙论本体论，但不是构造世界的图画或原型，而是解决人的生命的‘安顿’问题，也就是情感的归属问题。”①这里的生命安顿显然指的是心灵安顿，而且具体为“情感的归属问题”。我以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尽管情感不能完全概括心灵，但情感的确在心灵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中国哲学一贯强调心灵安顿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强调心安则身安，心安则家安，心安则国安，心安则天下安。中国哲学在论述心灵安顿问题之时，主要也是就如何解决心灵受到困扰时的情感问题，提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在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在现当代国外学术界也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冲击，诸如西方心理学界颇有声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派，其主要的理论支撑就是中国哲学的心性学说。同时，心灵安顿也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目前广大群众对“和谐社会，从心开始”这一命题产生了普遍的共识，由此可见对心灵安顿问题做出深入探讨，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下面，我们就对中国哲学关于心灵安顿的方法及其影响，做一简要论述，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一、中国哲学关于心灵困扰的论述 先贤之所以要提出心灵安顿的问题，就是因为人类的心灵时时刻刻都会受到种种困扰，处于不能够安顿的境遇。尽管中国古代哲学产生的时代离我们已经相当遥远，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时代的人们所遇到的心灵困扰的诸种因素，应该说还是大致相同的，所以我们和古人在关乎心理方面的许多问题都是可以相喻相通的。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人的心灵得不到安顿，七情六欲难以调适，诸如抑郁、焦虑、多疑、烦躁、嫉妒、恐慌、感伤、颓废、自私、退缩、悲观等等心理疾患、人格缺陷和后天的习得性不良行为，在那时已经存在，并受到古代哲人的高度关注、悉心揣摩、深入探究。《庄子·人间世》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②成玄英疏曰：“夫灵通之道，唯在纯粹。必其喧杂则事续繁多，事多则中心扰乱，心中扰乱则忧病斯起。药病既乖，彼此俱困。”③就是说当心灵受到种种困扰时，原本纯粹无杂、平静如水的心境受到严重的扰乱，于是“忧病斯起”，人立刻陷入困顿，无以自拔。关于“扰则忧，忧则不救”中的“忧”，其实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与之相关的字，于省吾先生所著《甲骨文字释林》就记载有古“恙”字，他认为其意为“忧”：“按其字从羊从心，即恙字。《说文》：‘恙，忧也，从心羊声。”段注：‘古相问曰不恙、曰无恙，皆谓无忧也。’《楚辞·九辩》的‘还及君之无恙’，王延寿《梦赋》的‘转祸为福，永无恙兮’，无恙均谓无忧，乃古人常语。”④周代金文中则无恙字。但在《易经·丰卦》的卦辞中却已直接出现了“忧”字，语曰：“勿忧”，即强调不要烦忧。这种警示的语气，已经令人悚然惊觉。至《易传·说卦》则将“忧”称之为“心病”。秦汉时期出现的医著《黄帝内经素问》中指出：“当今之世不然，忧患缘其内，苦形伤其外，又夫四时之从”，“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⑤我们知道，老庄道家思想和孔孟儒家思想一样也是从《易经》到《易传》之间的一座桥梁，其又对《黄帝内经》等医学著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由于古代社会战乱频仍，环境险恶，人群中自然就会产生大量的心理疾患。古人虽然都用一个“忧”字来代表内心世界的痛苦，实际上是一种总的概括性的描述方式。由于心理疾病的致病原因十分复杂，一言难尽，因此才选用一个最常见的、最容易理解的“忧”字以显示心理疾患的基本特征。心病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扰则忧，忧则不救”，“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显示了情感的失重和偏斜，会给人生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直至丧失人最宝贵的生命。 在先秦诸子中，道家学派的老庄诸人在他们各自生活的年代，都在探索人为什么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心灵困顿，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庄并非如后世某些神仙家所言具有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恰恰相反，他们却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自然界的阴阳开阖、风云变幻，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悉收眼底，了然胸中。老庄从内外两个方面探索人们陷入心灵困顿的原因。 首先，从外在因素来说，这是与一些人群（主要指的是王公贵族）的生活习惯与生活态度有关。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⑥这是对耽于声色犬马的王公贵族群体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沉溺于奇异的色彩、疯狂的音响、美味的食物，追逐各种各样的猎物，会使人目盲、耳聋、口伤和心发狂，甚至会引起偷和抢等等犯罪的行径。与其如此，还不如只求肚子吃饱，而不要眼花缭乱，目迷五色，以至于破坏了自己良好的心态。作为周之守藏使，老子显然对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非常了解，所以他常常对这些人发出警告。如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⑦整天想着如何占据要津，持盈揣锐，然而这是做不到的。金玉堆满堂，谁能长收藏。富贵又骄纵，自己遭祸殃。功成早脱身，天“道”方恒常。这正是戳到了王公贵族的软肋。只有他们才会处处时时要求自己威风凛凛，居于发号施令的地位，甚至还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千秋万代都能享受荣华富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满堂金玉终会散尽；富贵骄纵自取灭亡。功成身退，虽说是人间正道，但有谁能做得到呢？等到真想退时，恐怕就难以抽身了。历史和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那些王公贵族执迷不悟，只有老子旁观者清，方能秉笔直书于自己的《道德经》中。司马迁深知其意，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⑧老子本人则过着恬淡无欲、甘于寂寞的朴素生活。他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⑨这里的“众人”应该还是指的王公贵族们，只有他们才能疯疯癫癫，醉生梦死，大喜若狂，整天像参加帝王祭祀社稷时举办的隆重宴会，整天像在春日登台远眺那样春风得意，志得意满。独有老子本人，面对着这些如痴如醉的人群，淡淡泊泊，无动于衷，就像还不会发出笑声的婴儿。众人是那样富足，而“我”却处处缺少生活中的必用品。“我”好像一个愚笨的人，混混沌沌，没有心机。别人都那样精明，“我”却这样糊涂。别人都那样老到，“我”却一点也不开窍。众人都有一套本领，唯独“我”又笨又无能。老子善于“正言若反”，他故意说了许多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却是从心底里鄙视这些王公贵族放荡不羁的奢侈生活。正因为他坚守淡泊素朴的生活方式，才使自己的内心世界像辽阔无边的大海，横无际涯；像无止无尽的长风，浩浩荡荡，无所窒碍，无所壅堵。老子酷爱大自然，所以用大海与长风来形容自己内心之中无所烦闷，无所苦恼，如光风霁月、朗朗乾坤。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得到了“道”，亦即悟得了人生的真谛，就是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也只有平平淡淡、简单朴素才是找到了生活的根本目标。庄子在生活态度上与老子十分相似，他不愿意飞黄腾达，只希望和光同尘，默默无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道：“楚庄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牲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⑩高官厚禄在庄子眼里变成了羁绊人自由的桎梏和枷锁，得到了便会失去了本真的自我，失去了人生的快乐。在《庄子·秋水》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成玄英疏曰：“庄子保高尚之遐志，贵山海之逸心，类泽雉之养性，同泥龟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无为也。”保持自己纯粹洁净的本性，实现自己自然无为的志向，就要像曳尾于稀泥中的活龟，而不做被人刳之而卜的所谓“神龟”（实际是死龟）。这和前面所引之语意思大致相同，表现出庄子向往要达到一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他不可能不受到种种骚扰和困烦，但他尽可能摆脱这些人世间的羁绊。在《庄子》一书中，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再赘引。我们说，战国时期，诸侯纷争、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庄子处于这种险恶的境遇中，走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之路，对于他来说是安身立命的最佳选择。现在学术界有论者斥责老子、庄子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隐逸之士，其实这是对道家双峰的误读误判，没有做出一点点同情的理解，仅仅是一种皮相的肤浅认识。应该说，只要一个人生活在人世间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出世，之所以老庄强调要远离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就是因为他们入世很深，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看得十分透彻。而且，他们又具有极高的智慧，所以才认为要想很好地安顿心灵就必须有一个适宜的外部环境。这就是老庄坚持过一种恬淡无欲、甘于寂寞的朴素生活的真正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