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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宋代远逊于唐。在唐代，日本常派遣唐使来华，其成员有不少为世俗、僧侣学者。中国的著名文人如王维、储光义、李白、刘禹锡等，都曾与日本人唱和，留下了不少佳话。但从唐末五代起，直至整个宋代，日本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派遣使节、留学生和学问僧。但中日民间的文化交流仍在继续。太平兴国八年日僧奝然来华，献日本国的《职员令》、《王年代纪》；又携来《孝经》一卷、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孝经新义》十五卷。《王年代纪》是日本史书，有助于中国了解日本天皇的承传。太宗召见奝然，感慨本国之不足及日本的长处说：“此岛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中国自唐季之乱，宇县分裂，梁、周五代享历尤促，大臣世胄，鲜能嗣续。朕虽德惭往圣，常夙夜寅畏，讲求治本，不敢暇逸。建无穷之业，垂可久之范，亦以为子孙之计，使大臣之后，世袭禄位，此朕之心焉。”奝然说：“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并求印本《大藏经》，诏给之。除日僧来华外，也有中国僧人去日本传法。淳佑六年(公元995年)，宋僧道隆应日僧的邀请，率弟子数人东渡日本，创建长寺，宣扬禅风，颇受日本幕府及僧众的欢迎。 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超过唐代，出现了由政府资助的大型赴印取经团。由于《西游记》，特别是电视剧《西游记》的影响，唐太宗派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玄奘虽曾正式表请赴印，但未蒙许可。贞观三年因连年灾荒，朝廷允许僧俗四出就食，玄奘才利用这一机会随商人赴印。历尽千辛万苦，于贞观十九年返回，才得到唐太宗的召见，并要玄奘翻译佛教经典。在整个唐代似乎从未出现由政府派僧赴印取经。相反，宋太祖曾派继隆等三百人赴印度求佛法。后又有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诣阙上言，愿至西域求佛法，诏许之，并赐钱三万遣行。非政府派遣的宋僧个人赴印取经，较之唐代也要多得多。天圣中僧人怀问曾三往天竺，这也是唐代所没有的。淳化四年诏西边诸郡，梵僧来，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所持梵经并先具奏，封题进上。这既表明宋王朝十分注意搜罗梵经，又表明梵僧来中国及中国僧西游而还者数量一定十分可观，因为政府不可能为个别僧人下此诏令。印度僧人来华者也很多，有的还在中国担任僧职。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吴越王钱俶曾遣使向高丽求取佛典。次年高丽即遣僧谛观送诸教典籍来吴越。宋代还从高丽回流一些儒家典籍，如《京氏易传》。高丽的文化用品也广泛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士人所喜爱，常常作为礼品赠人，如高丽纸、高丽墨、高丽猩猩毛笔、高丽松扇、高丽饮器、高丽磨衲(袈裟)之类。苏轼曾被命出使高丽，后因大臣“惜其去”，未能成行，秦观《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可证。高丽常派留学生来中国求学，金行成在中国进及士第后，留在中国做官，累官至殿中丞，通判安州。元丰末和元佑初，高丽文宗第四子、僧统义天来华问法学道，中国给予他很高的礼遇，完全是破格接待。义天带来中国当时已失传的《贤首章疏》，还以金书三译《华严经》一百八十卷赠杭州慧因寺，慧因寺特为建阁藏此经，故俗称慧因寺为高丽寺。 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汉籍的大量外传。宋以前，中国典籍基本上靠手抄流传，连中国人自己要得到一部书都很困难，对外传播更微乎其微。宋代刻书业很发达，大量图书通过公私渠道流传到国外和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的区域。宋王朝对此虽有一些限制，但限制未必生效，主要是限制涉及国家机密的诏令、奏议、策论等的外传，对各国索取其他图书，宋王朝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流传到高丽的宋代典籍，包括了宋以前的主要典籍及宋代编印的重要图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蜀版《大藏经》等。没有印刷术的发展，这样大部头的图书很难外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