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石学派中,注《庄子》《老子》的著作中,普遍提出了“君有为臣无为”的说法。作为王安石学派的一员,吕惠卿在《道德真经传》中同样贯彻了这样的政治思想。在“重为轻根”章中,吕惠卿写到“故曰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与下同道则不主。盖轻则任臣之劳而代之,而臣则无为而与上同道,则不臣,不臣则是失臣也。躁则忘君之逸而为天下用,则君亦有为而与下同道,则不主,不主则是失君也。故曰轻则失臣,躁则失君。”{11}吕惠卿认为臣有为君无为,若臣与君同样无为则失臣,君与臣同样有为则不主,这些都是违背了君臣分工,只有“臣以有为事上,君以无为畜下”{12}才是客观规律的。这一政治观点继承了汉初黄老政治思想,其有利于君主放权给大臣,大臣权利扩大,为推行政治改革减少顾虑。 李泽厚认为:“《老子》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对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13}在《老子》中,有相当的篇幅含有兵家思想。如前所述,吕惠卿具有相当的军事才能,他对军事方面也有自己的思考。在“以道佐人”章中,吕惠卿写到“以道服天下,则天下莫敢不服,而以兵强天下,亦将阻是而抗我矣。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师之毒天下如此,故善用兵者,果而已。果者,克敌者也。敌而克之,造攻自呜条,朕哉自亳,克敌之谓也。出于不得已,非所恃以取强也。果而勿矜其能,果而勿伐其功,果而勿骄其势,其果常出于不得已,是乃果而勿强之道也。如果而矜其能,果而伐其功,果而骄其势,则是果于强,非果于不得已者也。凡少则壮,壮则老,物之情也。道也者,贵于守柔以为强,乃所以久而不殆者也。若以兵强天下,则是弃柔而用壮,壮而必老,则物而已,岂道之所以物物哉?故曰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14}吕惠卿认为,以兵强天下,不会成功,而且会兵连祸结,给自己带来灾难。出兵只能源于不得已而为之。其反对不义战争的态度十分明确。同时吕惠卿在“以正治国”章中还认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其来久矣,则其所以治国用兵者,固不同也。治国者不可以不常且久者也,故以正而不以奇。正者,所以常且久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兵而常且久,则是处之也,故以奇而不以正。奇者,应一时之变者也。”{15}即用兵乃是为了一时应变,不可以成为长期的国策,否则就是穷兵黩武、自取灭亡了。对于怎样治军,吕惠卿也有自己的观点。在“天下皆谓”章中,吕惠卿写到:“夫自事观之,则军旅之事,爱克厥威,允罔功,则慈宜若有所不行也。然自本观之,则所以能立其威者,以慈而已矣。故曰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16}即吕惠卿认为,军旅之事虽然看起来和慈爱的精神有所抵触,但是从本质上看,还是要以慈治军,只有这样才能无论是守还是战都立于不败之地。 在《道德真经传》中,吕惠卿还提出了很多爱民思想,具有先进性,体现了一位政治家关心百姓、救民水火的博大胸襟,十分难得,并且与新法裁取仕宦富豪之家,宽优平民百姓的精神相一致。如在“不尚贤”章中,老子写到“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后来被作为愚民政策而广受诟病,吕惠卿却注解到:“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虚其心,则神不亏而腹实矣。肾藏志,而骨者肾之余,弱其志,则精不摇而骨强矣。虚其心而腹实,则常使民无知也;弱其志而骨强,则常使民无欲也。”{17}结合“古之善为道”章的注释“众人昭昭,我独若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为道者,在己若此,则推之于民也,固非明之,将以愚之也。察察、昭昭,则所谓明之也。若昏,闷闷,则所谓愚之也。民之失性,居华而去实,故智多而难治。诚欲治之,则去智与故,镇之以无名之朴,则彼将自化。”可见,吕惠卿认为老子的“使民无知”并不是愚民政策,只是以“无名之朴”使百姓弃华居实,回归到自然本性,与道冥一。可以说,这是对《老子》思想的正确阐释,符合《老子》原义。在“天地不仁”张中,吕惠卿还认为“百姓者,与圣人同体者也。天地圣人自视犹刍狗,则其视万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则生之、畜之、长之、育之,何所事仁哉?”{18}将百姓和圣人齐一,认为他们在道中地位平等,可以说是对百姓地位的充分肯定和重视,这种思想在我国“尊尊卑卑”等级制度十分严格的封建社会十分大胆和难得。在第五十三章“使我介然章”的注文中,吕惠卿强调“人之生以食为本,而食必出于田,田治而仓实,仓实而食足,食足而财丰,财丰而廷治,以知其本之所自出故也。”认为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国家富足的根本。可以说是将民生问题作为首要问题,这一思想具有先进性。同时,在封建社会,君主对臣民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在“民常不畏死”章中,吕惠卿探讨到“民之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则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而惧之,而欲其畏死乎?何以知其然也?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则孰敢不畏死而为奇乎?然而执之而不胜,杀之而不止者,则民之不畏死,而不可以死惧之明矣。然则以道治天下者,宜如何哉?常有司杀者杀,勿代之而已矣。何谓常有司杀者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则司杀者天之谓也。刑戮有出于好恶,而不用于天讨,则是代司杀者杀也。代司杀者杀,是代大匠斫。代大匠斫,稀有不伤其手者矣,则代司杀者杀,其伤可知也。”{19}吕惠卿认为百姓因为无知无畏自会有天罚,君主不可代替道褫夺百姓生命,否则自遗其咎。吕惠卿爱护百姓生命,希望君主不要滥杀无辜,可以说充满着人道主义关怀。前文已论述,吕惠卿主张以慈治军,同样,吕惠卿也主张以慈治国。在第四卷第六十章中,吕惠卿认为“得有国之母以治国,虽大无难也。烹鱼者不可以烦,而烹小鲜者尤当全之而不割者也。治大国者亦若是而已,烹而割之则伤矣。以道莅天下者谓之大制,亦不割以伤之而已。”吕惠卿将道阐释为“有国之母”,就是以母性的慈爱比譬道的仁爱,希望君主能以慈爱治国,不割不伤。 综上所述,吕惠卿《道德真经传》是为神宗皇帝进献的注老之作,其中包含着吕惠卿对熙宁变法、治国治军治民的政治思考,具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作者:牟晓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