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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 如前所述，借助于临床实践经验和古典哲学等构建的中国传统医学本质上始终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整与最丰富的经验医学，其庞大的体系中充满了实用的和逐渐被现代医学所认同的医疗技术和医学经验；也蕴含着预示人类医学某些未来发展方向和面貌的胚芽；同样，带有时代和特殊文化烙印的朴素认识甚至于错误认识也俯拾可见。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可能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即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是中华民族保健事业的主导力量，其成功保健的关键在于它的疗效，“实践出真知”，大量的实践和经验使其朴素的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和“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均进入了新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影响日趋加深，特别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医学特别是“中医”的一些理论、治则治法、技术、方药的现代生命科学内涵得以部分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也日趋清晰。这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许多环节。以若干“中医”理论与重要概念为例，沈自尹院士关于“肾本质”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个体无论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变化，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早衰或衰老性变化。陈可冀院士科学地阐释了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等作用机理及血瘀证的本质，相关研究已获得“中医”和现代医学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同。廖家桢、戴瑞鸿等的研究表明，所谓“心气虚证”和现代医学的心脏疾病及心功能差之间有所相关。又以传统医学诊断手段为例，望，是医生运用视觉来观察病人全身或局部的神、色、形、态的变化，以判断病情的一种方法。通常望诊不仅包括对舌苔的观察，同时也包括对病人个体外部特征进行观察，从这些部位的各种变化来察知体内病情，特别是针对病人的神、色、形、态的观察尤为重要，这已与现代医学的诊断理论形成多方面的共识，如“中医”认为口唇苍白是气血不足的重要表现，现代医学同样认为口唇苍白可能是诊断贫血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医”认为口唇紫绀是血脉瘀阻的表现，在现代医学中则是诊断低氧血症与高碳酸血症的重要依据。闻诊，包括听声音和闻气味两方面，其也与现代医学临床诊断理论形成共识，如病人说话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中医”和现代医学均可据此判断此人精气十足，精力充沛，病情尚不十分严重；相反，如果病人语声低弱，有气无力，甚至不想说话，“中医”往往认为属于“气虚”，而现代医学也认为此类患者的状况多为诸种严重疾病所导致的器官功能衰弱或机体严重消耗所致。而闻气味，包括分泌物气味、口气、体气等，“中医”认为可用于证候诊断，同样，现代医学也认为有些气味与疾病高度相关，如闻到病人身上有烂苹果味，提示可能是糖尿病酮酸中毒等。问诊，主要向病人询问他的身心感受，哪些地方不舒适，当然也包括通过别的途径了解病人的发病及病情，如问一般情况、生活史、家族病史和既往病史，问起病时间、现在症状等，此类诊断方法均早已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切诊包括脉诊和按诊，是医者运用手和指端的感觉，对病人体表某些部位进行触摸按压的检查方法。具体检查内容较多，如脉象的变化、胸腹的痞块、皮肤的肿胀、手足的温凉、疼痛的部位，等等。把所得信息与其他三诊互相参照，从而作出诊断。特别是切脉，往往是“中医”临床诊断病证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认为可以反映许多病证的信息，现代医学也认同切脉在了解心率、心律、血管充盈度及硬化程度等方面的价值。再以若干“中医”古方作用为例，许多“中医”古方所能主治的病证，基本可以等同现代医学目前所能认识的某些特殊疾病或状况，比如：独参汤，以人参大补元气，补气固脱；主治诸般失血与疮疡溃后，气血俱虚，面色苍白，恶寒发热，手足清冷，自汗或出冷汗，脉微细欲绝者。独参汤证往往多见于现代医学的失血性或心源性休克。四逆汤，以附子、干姜、炙甘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主治少阴病，四肢厥逆，恶寒蜷卧，神衰欲寐，腹痛下利，呕吐不渴，舌苔白滑，脉微细；或太阳病误汗亡阳。四逆汤证则多见于现代医学中的多种休克。真武汤，以茯苓、芍药、白术、生姜、附子温阳利水。主治脾肾阳虚，水气内停证。诸如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腹痛下利，或肢体浮肿，苔白不渴，脉沉；太阳病发汗过多，阳虚水泛。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真武汤证主要多见于现代医学的心源性、肾源性水肿。玉屏风散，补脾实卫，益气固表止汗，被称为中药免疫调节剂。主治表虚自汗，易感风邪；风雨寒湿伤形，皮肤枯槁。汗出恶风，面色恍白，舌淡苔薄白，脉浮虚。亦治虚人腠理不固，易感风邪。目前，此方现代医学亦多应用于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同样，有许多中药无论是单药或组方使用均有较好的疗效，且千百年来反复使用疗效始终稳定，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些中药所干预的病症及可能作用的环节也日趋明确，从而逐渐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比如“麻黄治喘”，用于发汗散寒、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中医”许多治咳喘的古方往往多以麻黄为君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麻黄所含主要组分麻黄素等属于生物碱类物质，是拟交感神经药，作用于β-肾上腺素能受体，麻黄素对支气管平滑肌有明显的松弛作用，特别是在支气管痉挛时作用更为显著。 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医学，理论体系主要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而构建，大都采用“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运用天然手段治疗疾病，不强调与同时代科技发展相一致。不同于现代医学以“自然不能被认证就不能被征服”的观点为基础，强调还原论，要求与同时代的科技同步前进，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医学除了古老、朴素的整体特征外，也可能具有不自觉地超越时代的认识。以医学理论思维为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学理论思维方式方面对现代医学始终有所引领（详见下表）。 如“中医”有“人与天地相应也”之说，这是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观。现代医学所谓“生物寿命学”与“生物钟”理论、激素分泌的各种节律、地方病以及易地疗法等都是“天人相应”理论的体现；贯彻中国传统医学的对立统一观、动态平衡观等也正日益表明是存在于生命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尽管现代生命科学也强调上述观点，但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把其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特点，所以“中医”和现代医学在这些观点上的自觉程度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医”“久病及肾”“恐伤肾”等认识具有深刻的现代生命科学内涵，许多疾病，如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长期反复发作，往往加剧机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HPA）轴等应激和抗炎系统的病理性变化，研究表明，慢性炎症时多种细胞因子如 IL-6 和TNF-α，可通过上调HPA轴，刺激皮质激素的合成增加，后者使炎性细胞因子分泌量下降，此负反馈导致皮质激素合成减少，解除对免疫细胞的抑制，然后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又会增加，再促进皮质激素的合成，但久之则出现相互性的关系紊乱，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使机体致炎/抑炎平衡机制严重失衡，造成病迁延难愈，出现所谓“由肺及肾”，肺肾两虚的表现。同样，研究表明： 恐惧、抑郁等心理状态，会造成机体反复应激，久之同样造成HPA轴功能紊乱，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从而出现所谓肾虚之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