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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治则治法为例，慢性炎症状态和慢性炎症性疾病“异病同治”是“中医学”的特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是“中医”最重要的几个治则之一。所谓“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疾病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由于出现相同的病机，可以采用相同的治则。而现代研究表明“异病同治”这种观念很可能是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因为存在于所谓病与病之间的“围墙”有些是不合理的，划分的原因仅仅基于解剖学的分割，而不是根据疾病病因、发病和病理变化等的本质。研究表明“中医”证型类同的不同疾病，往往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变化，运用相同的理法方药进行干预，都能获得疗效，因为这些不同疾病的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可能存在着相同的变化，药物作用的靶点和靶点群有可能是同一的。另以组方原则为例，针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我国著名中医专家黄世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了一个以清热解毒、益气活血为治疗原则的中药方剂，即由雄黄、青黛、丹参和太子参组成的中药“复方黄黛片”。报道显示， 这个复方对APL病人的完全缓解率是96.7%到98%，5年无病生存率达到86.88%，疗效极佳。后来发现复方黄黛片这个复方中，雄黄的主要成分是四硫化四砷（A），青黛的有效成分是靛玉红（I），丹参的有效成分则是丹参酮IIA（T）。陈竺研究团队2008年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详尽阐明了复方黄黛片治疗APL的分子机理。结果显示，四硫化四砷是本方的“君药”，它直接作用于癌蛋白，通过诱导其降解，从根本上逆转癌细胞的疯长，使其分化成熟；丹参酮和靛玉红作为本方的辅助药物，主要是通过促进癌蛋白的泛素化并加快其降解，进一步促进白血病细胞的分化成熟，抑制癌细胞的细胞周期及分裂增殖来发挥作用。动物试验结果还表明，使用了青黛以后雄黄的毒副作用大幅度降低，这些体现了“中医”有些方剂“臣药”和“佐药”的功效特点；并且丹参酮和靛玉红通过增加运送四硫化四砷的通道蛋白的数量，显著增加了进入白血病细胞的四硫化四砷浓度，从而提高了疗效，两者都起到了“使药”的作用。复方黄黛片通过各组分的联合应用，产生了大于三个组分叠加的协同效应。这种组方思想所蕴含的理念显然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董竞成等对补肾益气方药干预若干慢性炎症性疾病的疗效及相关机理与物质基础的研究表明，仙灵脾、黄芪、生地等组成的方药，能有效干预机体慢性炎症，通过多靶点群的干预，重塑或改善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这种形态可能是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同样，若干中药单药认识、使用和研究的历程，也深刻地表明了这种特殊的引领性。比如单药青蒿，早在《本草图经》中描述：青蒿，治骨蒸劳热为最，古方多单用之。其在《圣济总录》、《本草纲目》、《补缺肘后方》、《温病条辨》、《卫生易简方》、《永类钤方》、《通俗伤寒论》、《圣惠方》、《济急仙方》中也均有方剂应用记载。现代“中医”认为，青蒿具有清透虚热，凉血除蒸，截疟的功效。用于暑邪发热，阴虚发热，夜热早凉，骨蒸劳热，疟疾寒热，湿热黄疸。现代研究表明，其主要有效成分为倍半萜类，如青蒿素（arteannuin）。而青蒿素是我国在世界上最先研制成功的一种抗疟新药，它是从我国民间治疗疟疾草药黄花蒿中分离出来的有效单体。它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周总理亲自批示下，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坚持不懈的深入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它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究开发并在国际上注册的为数不多的一类新药之一，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治疗恶性疟疾唯一真正有效的药物。在青蒿素发现之前，西方药理专家认为抗疟药的设计，首先要从含氮的杂环开始，而青蒿素结构的发现，推翻了这种结论。伊斯坦布尔第十届国际化疗会议上6000名各国医坛专家公认青蒿素为治疗疟疾的中国神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最后以针灸治疗为例，针刺是根据机体不同状况，选用不同穴位和不同针刺手法，通过影响多个靶点干预疾病过程的多个环节，激发机体自身内在的调整能力达到治疗目的。针刺的调节作用不仅表现在影响疾病的病理过程，对生理过程也有调节。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皮层功能重组，神经可塑性和各种神经递质和激素的释放）得以实施。针灸效应的物质基础很可能是中枢神经直接对某些基因表达具有一定的调控和重组，使之最终修正疾病。而针刺麻醉（acupuncture anesthesia）是指用针刺镇痛效应减轻手术中的疼痛及预防生理功能紊乱的一种方法，由于其作用类似于现代医学的麻醉方法，故称针刺麻醉。对麻醉药物过敏而不能采用药物麻醉的患者，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替代方法。针刺镇痛是来自穴位的针刺信号和来自痛源部位的疼痛信号，在同一脊神经节段以两种不同途径传入刺激至脑（脊髓、脑干、丘脑、大脑皮层等部位）并相互作用的结果。针刺穴位激发了体内抗痛物质，对抗手术时所产生的致痛物质，从而起到镇痛作用。抗痛物质内源性阿片样物质参与针刺镇痛——脑内阿片肽释放增加。其中内啡肽和脑啡肽在脑内具有很强的镇痛效应，与镇痛效果呈正相关。有多种神经递质参与针刺镇痛，其中不少与某些相应的中枢神经核团（如尾核头部、丘脑中央中核、中脑中央灰质及中缝核等）有关。中枢八肽胆囊收缩素（CCK-8）是对阿片作用的一种负反馈机制，是决定针刺镇痛和吗啡镇痛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针刺镇痛有效性的个体差异决定于中枢阿片肽与CCK-8的相对平衡。针刺作用能对应激引起的边缘系统（如海马、扣带回、隔区、杏仁、视前区、下丘脑等）反应进行调节，这可能是针刺减弱痛觉的情绪反应的生理基础。不同频率的电针镇痛产生不同的阿片肽物质，2Hz电针在脑内促进前脑啡肽原PPE释放；100Hz电针在脑内主要促进前强啡肽原PPD释放，在某些脑区也可促进PPE的释放。近来，在功能磁共振（fMRI）临床试验中发现，针刺对于慢性疼痛的治疗效应与脑中具有认知功能的默认网络活动有关，进一步说明了针刺镇痛（慢性疼痛）是通过中枢起作用的机制。 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在人类科学体系中，包括医学科学，概念由新变旧，其正确性由绝对变为相对，甚至成为谬误，适用范围由大变小，本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自然科学中的一切概念、定律、定理，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事物中稳定的一面，有稳定性，才有规律和科学体系。换言之，这种稳定性有时只能是有条件的、局部的、相对的，而不稳定性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任何科学理论只有不断承认自己的短处，修改自己的缺点才能进步，而其不断进步的标志则是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产生。同样，现代医学本身也在不断地修正、改善和发展自己，置身于一种不断靠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在其朦胧时期，也曾产生过许多极为朴素的认识。比如在1870年人类认识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之前，所有的感染和化脓现象均会被笼统地描述为遭受了“毒素”“瘴气”“戾气”“邪气”等。这些认识和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许多认识一样，是特定时代和文化所造成的朴素认识。鉴此，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发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同样先以理论思维为例，《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调经论》说：“心藏神”。“君主”表示高于一切的含义，意思就是说“心”在脏腑中居首要地位。“神明”“神”是指高级中枢神经机能活动，这些功能由“心”主持和体现，所以说“心主神明”。说明前人对“心”的理解，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内。人体脏腑气血在“心”的这种通过中枢神经系统活动作用的影响下，维持统一协调的生理活动。如“心”有了病变，失却统率神明的作用，其他脏腑的生理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当然，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已说明“心主神明”之“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大脑之所为。再以方剂为例，方剂配伍理论和方法尽管在指导组方用药上仍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比如按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难以区分其君臣佐使，如黄连解毒汤中黄芩与黄柏、栀子谁为臣，谁为佐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同。又如理中丸、半夏泻心汤等方的君药，历代认识颇不一致，前者有干姜为君和人参为君之争，后者有半夏为君和甘草为君之辩。因此，对方剂配伍理论和方法进行理性认识和创新，已成传统医学方剂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本草纲目》里面记载了一些治疗不孕的方子，包括所谓立春的雨水可治疗不孕症之类；扫帚、洗碗水等也可以用来治病等，后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认识与摒弃了诸如此类的治疗方法。最后以中药为例，孙思邈《千金翼方》卷第二《本草上》对硝石的记载是：硝石，味苦辛，寒，大寒，无毒。现代研究发现：硝石中含有硝基化合物，可诱发肝癌；又比如对杜若的记载是：杜若，味苦辛，微温，无毒。杜若又名杜衡，含马兜铃酸，会造成患者肾衰竭，还可能导致淋巴瘤、肾癌、肝癌等一系列癌症。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传统医学最为发达的国家，拥有56个民族，许多民族都拥有自己灿烂的传统医学文明，为保障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贡献。科学而又理性地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它的概念内涵、哲学基础、历史地位、组成结构、理论、经验、技术、方法和方药等，明确中国传统医学的长处和短处，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如流行病学的方法、循证医学的方法等，进一步确认其理论、经验、技术、方法、方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也包括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深入开展对确认有效的技术、方法、方药等的研究，明确其作用机制、物质基础等现代科学内涵，并开展类似理论、技术、方法、方药等的横向比较，推崇优胜劣汰、择优发展的观念，使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的精粹能够脱颖而出，推动现代医学文明的发展，从而造福于中华各民族人民，造福于全人类。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文明大放异彩，并加快融入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洪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