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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春秋时期之“德”与“道” “德”在春秋时期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这段时期，政治和政论家的基本思想和理念，无不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轴心，如：《左传·桓公二年》载：臧哀伯取郜大鼎于宋，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太庙，其若之何?”公不听。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臧孙达所发挥的即是西周初年的这一思想。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史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1]《左传·庄公十二年》内史过、史所发挥的亦是西周初年的这一思想。 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1]《左传·僖公五年》 宫之奇对《周书》的上述教训是牢记于心的。 僖公七年，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1]《左传·僖公七年》 僖公十六年，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1]《左传·僖公十六年》 僖公二十四年，王怒，将以狄伐郑。富辰谏曰：“不可。臣闻之，大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也。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郑有平、惠之勋，又有厉、宣之亲，弃嬖宠而用三良，于诸姬为近，四德具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口不道忠信之言为，狄皆则之，四奸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从诸奸，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祸，王又兴之，其若文、武何?”王弗听，使颓叔、桃子出狄师。夏，狄伐郑，取栎。[1]《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于是乎搜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郄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1]《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以郄具此三德而荐其担任三军之帅。 僖公三十一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盍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1]《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以“德”而推荐冀缺。 定公四年，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1]《左传·定公四年》 封周公于鲁，封康叔于殷虚，封唐叔于夏虚。谓“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认为“令德”是周公、唐叔、康叔赐土受封的原因。其他“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他们之不能受封，是由于不具有“令德”。 定公十年，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1]《左传·定公十年》 要之，春秋时期所有重大的政论和谏诤，都是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一观念为轴心的。春秋晚期在孔老思想中居于本原地位的“道”，则处于甚不重要的地位。“道”作为一个名词，不仅出现次数甚少，其意义也多在“道路”这一具体意义上使用。这种情况到春秋末期才发生大的变化。由“天道”、“王道”之较普遍性的“道”，进一步出现了一般性的“道”，且具有了比“德”更高更重要的地位。孔子一再讲“朝闻道，夕死可矣”[10]《论语·里仁》。“道之将行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0]《论语·宪问》“道”成为一切价值的根源。老子思想的情况亦是如此。这标志着一个“哲学突破”时代的真正来临，哲学的形上概念的“道”代替“天”充当了价值之直接的根源。 五、孔子、老子思想之与“德”与“道” 孔子思想的性质可以概括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确立，真正把人的生活和人文价值提到了中心和首位，但虽然如此，这也并非意谓“传统”的完全中断，而只是对它的因革损益。因为和西周一样，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仍被孔子继承而为其思想的本根。构成孔子思想核心的孝、礼、仁这些主要观念，都与这两大信仰有内在联系。 “仁”是孔子思想的基本观念。细加分析，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原：一是“孝”，另一是“德”。孔子批评宰我不仁，就是认为宰我不愿为父守三年之丧，忘本、不孝。而“不忘所自出”，不忘本，正是“仁”的原始义。所以有子说“孝弟”是为仁之本，由孝弟加以推广扩充就是“爱人”之“仁”。《尚书·金》：“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左传》成公九年：“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礼记·檀弓上》：“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礼记·礼运》：“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这些以祭祀鬼神、祖庙、“狐死正丘首”、“不背本”等说“仁”，揭示了仁与孝和祖宗崇拜的关联。仁的另一根源与内涵则是“生”——对生命的挚爱，好生、厚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0]《论语·阳货》。“生”被认为是天的大德，天的大仁。“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何事於仁”，是法天之大德大仁。孟子讲仁义。“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事兄是也。”[11]《孟子·离娄上》这是仁以“孝”为基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11]《孟子·公孙丑上》，一种挚爱生命的普遍同情心成为仁的根源，这是仁与“德”的内在联系。汉儒说“仁，天心”，“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16]《王道第六》，是继承这一思想的。宋明理学由此大讲桃核为仁，仁者生也，“手足痿痹为不仁”[14]卷1，“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14]卷1，这些可以说都源于“德”这一思想。孔子思想中“道”的性格和内涵亦基本上是由“孝”与“德”决定的。 老子思想中“道”与“德”的关系，从哲学的逻辑结构说，是“道”生“德”，“道”是第一位的，“德”的性质由“道”决定；但从历史和发生学的角度看，“道”的性质是由“德”决定的。《老子》古本，《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正好反映了两者之历史的发生学的关系。 “道”字为会意字，从行从首。“首”在《说文》所引古文字形中，特别凸显了头上之毛发。结合三个最早的金文，似腹中胎儿之形，含寓有一、太一、“首出”、“原始生命”之义。从行，有生长、生活、活动、发展之意。如果“首”代表人，人所行走的就是道路。“道理”、“理”(“道，理之者也”、“道，尽稽万物之理”)则为引申义。“道”也指言说(“道可道”)，但凸显的是与“行”内在联系的“道行”、“道术”、“道德(德行)”，也即凸显了体用关系，与希腊语言中logos一词指言说，又指逻辑、道理、理性，而凸显逻辑与抽象规律不同。在《老子》中，“道”成为生命与价值的根源，是可行方向与道路的指引者。 因为“德”在历史上已带着或拥有丰富和相当固定的文化内涵，因此，《老子》“道”的性格就反而由“德”决定了。“德”的性格和特征是历史的、人文的(虽与儒家相反)、政治的，因此“道”的性格亦是历史的、人文的、政治的。“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有德司契，无德司彻。”[15]《老子》79章“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15]《老子》60章“报怨以德。”[15]《老子》63章“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15]《老子》65章所有这些命题都彰显了“德”之历史、政治和文化的性格，而同时也决定了“道”的同样的性格。就是说，“道”虽然是一原始生命力，是“德”之本，但其性格却是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其如此，“道”就不是西方哲学所讲的逻各斯或客观原理、规律、法则，也非客观、抽象的“理性”，而是一精神性的原始“生命力”、“创造力”。 作者：金春峰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念诠释学[M].台北：桂冠出版社，1993. [3]樊中岳，陈大英.甲骨文速查手册[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93. [4]汤普森 J W.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 [5]闻一多.释“彳省”[M]∥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书店，1991. [6]唐冶泽.甲骨文字趣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197. [7]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8]李民，王健.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9]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0]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2]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3]廖名春.出土简帛丛考[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26. [14]程颐，程颢.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5]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6]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