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公元前2717年-公元前2599年） 中国、希腊、希伯来和印度是世界原创文化的四大主系，其中中国、印度为一种类型，希腊、希伯来为一种类型，形成了今天东西方文化的两大分野。中国的原创文化不仅仅是春秋战国的“轴心时代”，还应该上溯到三代。如果说三代是以礼乐文化为主体的制度型原创文化，那么春秋战国就是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观念型原创文化。这二者在秦汉重新合流、整合，成为其后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诸多的危机与考验，经历着持续的批判和构建。今天，我们研究原创文化，就是要正本清源——就是从源头上弄清楚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以确立中国文化的根源和根本，借以重新定位和评价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大中至正之路。 一、原始宗教的人文指向 在世界其他文明的古代传统中，神灵几乎主宰一切，人类的地位和作用比起神灵来则显得微不足道，人们只得尽可能虔诚地匍匐在神灵的脚下，然而在中华文明中，却较早地发展出一种朴素的人文精神，比较关注现实人生问题，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强调人的现实实践。 中国的原始宗教与世界其他民族差不多，也经历了万物有灵和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不同发展阶段。自然崇拜在人类不同文化的原始时期差不多都存在，然而中国则有自己的特点。用今天的思维来看待，自然崇拜所反映的主要是原始先民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在我们先民的眼里，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无论日月、星辰还是山川、河流、风雨、雷电都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于是所有影响作用于人类生活的自然物、自然力，纷纷被幻化为形形色色的神灵：日神、月神、雷公、电母、土地爷、河伯……几乎一切自然现象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我们的先民祈祷这些神灵保佑自身的平安，帮助他们战胜无法预料又无力抵御的灾害。梁启超曾经论证说： 古代各国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动物者，所在皆是。中国前古，虽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于人事者也。……(中国)胚胎时代的文明，以重实际为第一义。重实际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为人伦之模范也。[1] 我们的先民对这些神灵不只是被动地崇拜，而是试图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这些神灵，使之满足人类自身的需求，体现了朴素的人文精神。《礼记·郊特性》记载了据说是伊蜡氏为十二月蜡祭所作的祝辞：“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这是一首在万物祭奠时祈求平安和丰收的歌词。人们希望变幻莫测的天神能够保佑，泥土回到它生存的地方，大水只在沟壑中流淌，昆虫不再侵害谷粮，草木生长在河旁水上。这些求平安、求丰收的仪式，表达了人们崇拜自然的人文指向。对此，李泽厚先生的论述更为详尽： 最值得重视的是，人(氏族群体)的“吉”、“福”，被想像是通过这种“巫术礼仪”的活动，作用、影响、强迫甚至控制、主宰了鬼神、天地而发生的。例如巫舞促使上天降雨、消灾、赐福。在这里，人的主动性极为突出。在这里，不是某种被动的请求、祈愿，而是充满主动精神(从行为动作到心理意识)的活动成了关键。在巫术礼仪中，内外、主客、人神浑然一体，不可区辨。特别重要的是，它是身心一体而非灵肉两分，它重活动过程而非重客观对象。因为“神明”只出现在这不可言说不可限定的身心并举的狂热的巫术活动本身中，而并非孤立、静止地独立存在于某处。神不是某种脱开人的巫术活动的对象性的存在。相反，人的巫术活动倒成了是“神明”出现的前提。“神”的存在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神”没有独立自足的超越或超验性质。[2] 如果说自然崇拜是人们对某一些自然现象的盲目崇拜，那么图腾就是对某一种特定的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的有目的崇拜。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的人们仍然不能摆脱自然界的各种威胁，对自然的控制能力还很低下，在饥寒交迫时，正好有些动物为他们提供了迫不及待的生活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动物与人类无形中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当然，也不可否认，在原始居民的狩猎活动中，当遭到一些猛兽的袭击和威胁时，人们又不得不畏惧它，这又产生了另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只能去寻找精神上的寄托，求助于一种具有超自然的神灵来保护自己，这就产生了以动物作为图腾崇拜的现象。图腾信仰盛行于母权制发展时期，它是与母系氏族社会同时产生的，通常所说的图腾时代，也就相当于母权制时代。 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抵都是半人半神的形象，如“人首蛇身”、“人首马身”、“鸟身人面”等，这在古籍中还可以找到许多记载，如女娲“人首蛇身”，其中蛇形即为图腾。传说她抟土创造了人类并炼五色石以补天，使人们免受天灾，成为长久以来在民间广为崇拜的创世神和始祖神。费尔巴哈说：“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人之所以为人要依靠动物；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都是神。”[3]所以，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原始宗教，它既有自然崇拜的某些特点，又有祖先崇拜的许多因素。半坡遗址、姜寨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的主要发展阶段，在这些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较多地描绘着鱼纹或人面鱼纹，其形象相当逼真。人面作圆形或卵圆形，眼、耳、口、鼻等五官形象是用直线、曲线或空白等简单的线条表示出来，比较特殊的是在人嘴的两边衔着两条鱼，或者描绘着鱼形的图案。这种富有代表性的鱼纹装饰，数量多，变化大，并以单体和多体复合的形式，反映了史前居民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它们既有人类的明显特征，又有鱼类躯体，因而便产生了人面鱼身的图腾形象。半坡彩陶上的鱼纹，可能就是半坡图腾崇拜的徽号，特别是人面鱼纹，似有“寓人于鱼”或者“鱼生人”或者是“人头鱼”的含义，可以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来解释，也可以说它是上古人心理观念的真实记录。 在祖先崇拜当中也出现了原始的人文精神。祖先崇拜在母系社会是女祖先崇拜，主要表现为女神祭祀和女感生神话。在红山文化辽西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庙和女神头像，是崇拜始祖女神的典型例证。女神庙为一个多室结构的半地穴建筑，庙内发现许多泥塑像的残块，大的超过真人一倍以上，小的接近真人大小。有学者认为，“神庙中的女神及其塑像，应是与祖先崇拜有关的偶像。在远离住地专门营修独立的庙宇周围有许多附属建筑物，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场，这决非一个氏族甚至一个部落所能拥有的，而是一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圣地”[4]。中国古代文献中还记载着许多感生神话，它们是为了衬托部落男性英雄首领的非凡性，常说这些英雄一出世就很奇特，不像一般人那样是父母结合所生，而是由其母亲与某种神物相感应而怀孕出生的。进入父系社会，男性在社会生产及日常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而女性逐渐降到从属地位。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已有象征祖先崇拜的陶祖塑像，可称之为中国祖先崇拜的雏形。在父系时代，每个氏族或部落都有其传说中的男性始祖，他在智能、能力、德性等方面特别出色，生前给部族带来繁荣和强大，先民当然幻想祖先去世后不死的灵魂仍会在暗中保佑自己的部落和子孙后代。另外，祖先崇拜还有一个因素是每个宗族都需要一个宗族的精神象征以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这往往就寄托在来自同一个血脉的祖先身上，对同一祖先的崇拜会强化血缘部族的认同感。 原始氏族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出于同一祖先的人们，按照血缘关系组成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对于每一个氏族成员来说，即使他死了，他的生活环境、生产范围与活着的人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在原始社会墓葬中，几乎都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而这些随葬品大都是死者生前所使用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说明原始社会人们相信人死后还继续其生前的生活，表达了活人对死人的同情和关心。半坡氏族习惯用瓮罐等大型陶器掩埋幼儿尸骨，更是体现了大人与小孩的密切关系，渴望小孩有再生之意，体现了对生命的珍视。 原始社会的卜筮总是人以自己的问题主动向祖先神发问，而且往往是期盼得到所期望的回答。这一目的是总可以达到的，因为卜筮结果的解释权在人而不在神。在卜筮的过程中，重点强调的是主体的态度：诚则灵，显然人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中心的地位。《礼记·曲礼上》中有这样一段话：“卜筮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豫)也。”这里把“畏法令”也作为卜筮的一项内容，表达了十分明显的教化意义。相应地，对于利用卜筮来蛊惑人心者，则要进行严厉的惩罚。如《礼记·王制》中规定：“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所以，卜筮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二、黄帝：神话与历史的双重建构 黄帝从一开始就具有神人二重性，但是中国人更重视的则是其“人性”，在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原创文化的人文精神。 黄帝时代是一个人神共处的时代。黄帝是古代神话中具有神性特征的形象，也是古史传说中的一位英雄人物。如《帝王世纪》中就有这样的说法： (黄帝)母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日角龙颜，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5] 这里就有着太多的神秘色彩，透过这扑朔迷离的文字，我们可以理解，黄帝时代正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时期，黄帝后来成为华夏族的始祖，后人为了表达尊祖敬宗的感情对他进行神化，于是就有了所谓“感生之说”的神秘传说。黄帝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他以武力制约了炎帝的暴虐，平定了蚩尤的扰乱，统一了远古三大部落，成为中华民族第一个共主。又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 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这个神话可以看成是对黄帝平定蚩尤暴乱正义性和艰难性的曲折表达。《史记·封禅书》：“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这既说明了黄帝巫师的身份，同时也告诉我们黄帝借宝鼎来沟通天地人。黄帝的“死”也非常的神奇：“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6]《封禅书》这是十分神奇的。在古史传说中，黄帝虽然具有神性，但对于众神并无绝对神威。这与无始无终、无生无死，对于众神具有绝对权威，以“天意”、“天命”支配人间治乱、祸福的上帝显然不同。远古的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的一种创造，既反映了先民天真进取的生活与执著的追求，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稚气和局限，其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说，远古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历史的影子。关于黄帝的传说可作如是观。 黄帝还是一个具有多种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据史料记载，黄帝是有生有死、有祖先、有后裔、有姓氏、有来历、有业绩的人王，他的业绩在人间而非天上。他与臣民一起播百谷，植草木，务农桑，做衣冠，制弓箭，造舟楫，创医学，大力发展生产，使当时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他与臣民一起造书契(文字)，绘图画，作甲子(历法)，定算数，制音律，在精神文化方面贡献甚巨；黄帝还别尊卑，定礼乐，创官制、财产、嫁娶和丧葬等制度，在制度文化方面把我们的先民带入了文明的门槛。因此，人们把古代的许多发明创造都附会到他身上，在许多地方都有关于他的传说和踪迹。黄帝的发明创造其实是黄帝时代我们的先民从野蛮向文明转化的共同成果，这些已经为考古发掘所证明。黄帝时代处于考古学广义的龙山文化时代范围，距离今天大约有5 000-6 000年。龙山时代原始农业长足发展，畜牧业迅速扩大，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同时，出现了政治权威的标志，如文字的发明、金属的使用，礼器的大量发现，城堡和宫殿的出现以及随葬品多寡悬殊，等等。结合历史文献，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司马迁在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已遇到了史料记述与神话传说相交织的困扰。他一方面进行实地考察，一方面对史料进行梳理，把传说与信史相印证，把不同史料作比较，取同舍异，去伪存真，力求记述的真实性。远古以来的神话传说尽管有历史的影子，但也有很大程度的文学想象及艺术塑造。当然，关于黄帝的传说并非毫无意义，它以文学化、艺术化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例如，黄帝娶王母娘娘的侍女嫘祖为妻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不以貌取人、崇尚勤劳、为民谋利(养蚕、缫丝)的赞美；黄帝战蚩尤的神话表达了人们对黄帝统一华夏诸邦、实现部族融合，使百姓安居乐业伟大功业的赞颂，等等。由此看来，黄帝叙事是事实意识与价值意识相融合的文化叙事。(注：参见赵馥洁《黄帝文化的基本特征：历史与价值相融合》，《光明日报》，2007年4月5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