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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所盲的“势”即是“生人之意”，是由众人之愿望所造成的客观趋势。柳宗元藉“势”之范畴以解释历史之演变。指出封建制度历经唐虞三代皆未能废除，是由于形势所不允许，秦以后设置郡县制以取代封建制，也是历史趋势发展之必然。这种势的进步史观。是承继荀子“治乱非天也”的思想。对于主张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的君权神授思想。予以无情之批判，确有振袭发睛之效。然而“生人之意”。纵使是人民之意愿。但未论及对人民之权利义务之具体保障，因此也无法对帝王产生现实之约束力，仁政也成为帝王对人民之恩赐。人民之权利仍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因此，“受命于生人之意”，未免流为空洞之理论罢了。或许是柳宗元囿限于时代之民主知识水平，而未能注意及此吧! 对于汉代儒者所编纂的《檀记》之《月令》，以宣扬“天人感应”的谬论，柳宗元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曰：“《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檀》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遣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其意以为《月令》中说，一年有十二个月，分七十二候，以此推测太阳之运行和气候之变化。依四时寒暑。五行相生之序，以作为政令措施之准则。如春夏行赏，秋冬施刑等等。 于此，冯友兰曾指出：《月令》是科学和宗教迷信的产物，柳宗元明确的区分了二者。其科学方面，以为是圣人之道，现行至今之农屠即承继下来。至于其迷信方面。则应批判。所以柳宗元特别的强调指出。圣人之道不在推天引神。而在谋求利人备事。至于政令之措施。本当有“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之别，如农业之生产活动。固须有待于天时，以适应自然界之季节变化；而人类之社会活动。如举贤与能。严明法制等，则与之无关矣!否则：“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是驱天下之人人于罪也”。可见以天人感应为理论根据。来作为政令刑罚之措施，是不切实际的。 若盲目的效法天行。而必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以为“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风、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款、鼽嚏、疟寒、疥疠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监兴之异。女灾、胎天伤、水火之讹，寇戎来人相掠、兵革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人堡、流亡迁徙之变”等等天罚。则元异是胡诌瞎的“瞽史之语”罢了。其实天是毫无意志的，他又日：“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须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霉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丽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惩于物也哉?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这就是说明了冒霆雪霜。不过是阴阳之气所化生的自然之物，非有意识而有心于物者，而木石无知无罪。亦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而有意识者唯人。鼓吹着顺时得天，企图以受命于天。饭藉代天行使赏罚之美名，于刑以秋冬的谬论之外，复加以经、权之说。以遂其刑戮人民之目的。在此柳宗元又明白的揭示了其天人相分的观点。天道只不过是无意识的自然之变化，而人类之社会活动才是有意识的作为。彻底的划清了自然与社会的界限，天与人的区别，故欲人行大中之道，祛除天人感应思想之大惑。 四、迷信鬼神的反对 柳宗元在否定天命，批判天人感应思想的同时。也反对鬼神迷信，他曰：“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明白的指出，明者、智者是不迷信鬼神的，何况鬼神之事渺茫荒惑。不可捉摸，是以聪明睿智之士，不谈论鬼神，亦不受人之诳骗愚弄。在《非国语》中，他更针对《国语》一书中，所主张的天命论及鬼神迷信的荒诞怪异之说，摘取六十七条加以辨析驳斥，其目的不外是要人摆脱迷信困惑，“以救世之谬”。因此，对于鬼神之态度。他则指出曰：“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圣人是不推天引神的。好比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所以要人物追寻怪异予以神化。物引用天命以示高超。又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微乎?”嗍这就说明了人之所以求神赐物迷信鬼神，其实是人力表现不足。无法解决问题之故，如果能足乎道，掌握道之规律，人力即可足以支配自然。也就是要以人道，对抗超自然的神。 因此，人之迷信鬼神是本身虚怯无道之故。所以当《国语》载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内史过则主张应“奉牺牲粢盛玉帛王献焉”。柳宗元则称“斯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阳。他甚至否认有鬼神之存在，而曰：“余尝学《礼》。盖思而得之。则曰：顺成之方，其蜡乃通。若是，古矣。继而叹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倪。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诞漫?倪冥冥焉不可执取。而犹诛削若此。况其貌言动作之块然者乎?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清楚的指出蜡祭。自古有之，《礼记》中亦曾论及，其本义为“顺成之方。其蜡乃通”。也就是收成好之地方。其神方受祭祀。若其地发生灾害而谷不熟。则黜其神不予祭祀。所以圣人设蜡祭之祀。目的不在祭神。而在教戒那些昏庸无能、贪污腐化、横行霸道、不尽职守的地方官吏。而关于神之形貌，飨之有无。皆属荒诞无稽。虚无缥渺，难以捉摸之事。 至于倡育鬼神者，好用卜筮、祭祀、占梦等迷信。柳宗元亦反对曰：“卜者，世之馀技也，道之所无用也。”“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凡人之疾，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罔不为也，夫何神奇之有。”此文中透过对《国语》之批判。直斥占h是“世之馀技”。无益于治道。祭祀只不过是藉以佐世教化而已。而梦乃是人魄动气荡所产生的幻像罢了。皆是好事者之所为，其“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 然而柳宗元在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身谪瘴疠之地，隐忍含愤，几至于死，在艰苦的处境中，偶而也流露了对天命鬼神思想的迷信，或指革新之失败为“鬼神交怒”，称“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或冀盼得归乡间。以立家室。而慨言“过是而犹竞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或在海内欣欣怡愉之际。感慨自己文论陷如此，以为“岂非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这些溃楚的呐喊，陈述了他不幸的遭遇，好似肯定了天命鬼神之存在。其它又有如曰：“天厚黄德，狙犷服”、“鬼神来助，梦嘉祥。脑涂原野。魄飞扬”，虞帝耄期，承顺天唇，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向使继代守文之君。又能绍其功德，修其政统。……则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圣德未衰而内禅，元臣继天而受命”、“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汉氏兴焉；翼炎运者，必唐臣之孙，故群雄登焉”“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后之人”等等，无论是贬谪之后内心伤怀的反映。或是投于时君所好之作。或是其它上疏朝廷之表状，偶亦略采了传统天命、鬼神之说，因而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矛盾，然而这些思想不能代表柳宗元天人思想的实质。 在儒学的天人关保理论中，天命论确实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也是统治君主所提倡的官方哲学。就帝王而盲，莫不藉以宣扬君权天授的思想，确实有加以检讨否定之必要。柳宗元汲取了道家的自然观，和承袭了荀子、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去解释自然之现象。将至高无上的天。揭示其为自然之物的本来面目。主张天人不相预。这种天道自然的观点，否定了传统儒家藉以维护旧秩序之天命论，也应是柳宗元在政治上主张改革的思想基础。作者：赵源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