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及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新青年派”同仁围绕《新青年》杂志所进行的一系列原创性工作为我们提供了确切的证词。这从《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和《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可以略见一斑。洋洋十卷本的“大系”不必一一列举，单说《建设理论集》所收录的关于文艺意识或说文学观念的定位目次，算起来就有50篇，而且这还是经过编纂者胡适精心遴选的。必须看到，关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以及流变的资料编选，并不止一个版本。在每一种选本的背后，无疑都凝结着编选者独有的个性、气质与文化关怀。赵家璧主编的这套十卷本的新文学理论、作品选集和1979年以北京大学为首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系列中的《文学运动史料选》构成了两个值得玩味、思考的文本。尽管后一个版本不包括作品，但在“原初”意义上比较新文学诞生之初的内在气质却饶有情趣。（1）值得注意的是，前者是当事人的“描述”，后者则是后来者的“策划”。初观其貌，它们在主体资料的编选上还不曾出现大相径庭的体例。然而，若是解读内在的编选标准，我们却不难从作者、文章等资料（哪怕是些许的调整和删减）的安排中寻觅到内在纹理与气质的差异。不必讳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对此重视不够，即使是刚刚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也没有给予必要的阐述。（2）这，不能不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遗憾。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伴随着“思想革命”而孕生的。新文学创生伊始，便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明确的定位并呈现出鲜明的个性。以“新青年派”同仁为主体的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制造者虽然在个人的游学经历、知识背景以及性情气质上有着种种主体性和客体性的歧向，但在文艺意识的观念定位上却是齐声呐喊、同气相求：“人道主义”构成了新文学“气运”的内在灵魂。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究竟中国新文学的“人道主义”是不是一个均质化的、透明性的概念？如果存在着差异性和流动性，那么其主旨的歧化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运作的？本文正是针对中国新文学人道主义诉求所呈现出的两副面孔，进行一次历史追溯，以此来耙梳新文学发生之初气质的同构与异构，并通过后来对于新文学不同版本的演绎和描述，让20世纪文艺意识形态的原始基因得以清晰流布。 一 如上所述，中国新文学的发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这个宁馨儿的孕育又是从酝酿新文化运动的元典《新青年》杂志怀胎的。诚如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些·小说二集导言》中开宗明义说的那样：“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3）“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言辞，分别是新文化领军人物胡适和陈独秀的基本态度，两位主将的哼哈互动将一场文学建设“理论”与文学观念的“论争”推到了历史的浪尖。对文学态度与观念的基本格局，笔者已经有过论述，不再赘言。（4）这里，本文关注的重点还是“新青年派”同仁关于“人道主义”的同气相求以及背后的张力。 文学运动总是伴随着思想的启蒙潮流而动，在五四时期，“人”成为最富有历史激情的“发现”，这里的“人”不再是蛰伏于传统礼教纲网中“为臣、为子、为妻”的附庸式、奴隶式的存在物，而是具有现代独立价值的“我”。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己而存在了。”可以说，“个人本位”成为五四同仁的同一首歌，在这一历史的主旋律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纷纷登场同唱。对于显然源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个人本位”思想，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们一开始就有着一拍即合、异口同声的默契。这种默契和共鸣反映在新文学运动中就是以“人道主义”思潮为主线的思想预设，这一主张在文字的具体表述中最具煽动性的当然首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5）依次类推，便产生了这样几个需要剖析的问题：五四初期的“人道主义”的源头何在？被“五四”思想家兼文学理论家舶来的“人道主义”移植到中国后发生了怎样的精神变异？在众生喧哗的“人道主义”诉求中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倚重和关怀？ 我们看到，“五四”时期陈独秀的“个人本位主义”、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周作人的“人间本位主义”、鲁迅的“个人的自大”，都源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条线索下“人”的发现与诉求。“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构成了时代的最强音。个人主体意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占据了时代文学理论家和思想家的头脑。 Huamnism，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原版长相。舶来中国之后，它又有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性主义等不同的别号。其实，在西方，这也是一个至今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做出令别人满意的定义的词汇，因此，研究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也慨叹这个名词“使得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伤透了脑筋。”因此，他主张“不把人文主义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者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论辩。在这场论辩中，任何时候都会有非常不同的，有时是相互对立的观点出现，它们不是由一个统一的结构维系在一起的，而是由某些共同的假设和对于某些具有代表性的，因时而异的共同关心所维系在一起的。”（6）不难看出，尽管关于这一名词的定义充满了歧义与争吵，但这并非意味着它没有明确的源头和基本的精神指向。它来自拉丁文humanitas，原指人道精神。追溯源头，可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古罗马哲学家M.T.西塞罗那里找到根据：对人的才能发展具有宽容意义、对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关怀意义，发扬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的品质的途径等等。14至16世纪，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将这种人文关怀精神发扬光大，具体说来就是肯定人的尊严、呵护人的个性、追求个人的幸福、坚守人间自由。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现代性诉求一发而不可收，经过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一举演绎为席卷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人文潮流。作为人道旗帜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充满爱意的字眼激活并感动了世界至少“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这个思潮最容易为普天下的劳苦大众所欢迎，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本本血泪账的“苦大仇深”之民族中。（7）鉴于人道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潮在反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因此它一开始就天然地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始作俑者的欢迎和拥戴。一时间，人道主义成为文学革新运动中最为坚挺的主心骨，也是新文学家和思想先驱“言必称”的启蒙工具和理论武器。 就中国人道主义思想谱系的源头而言，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舶来西方，那么还是以白皙人种的解释作为“据典”。西方研究人道主义哲学的大师拉蒙特这样引述爱德华的观点说：人道主义包容性极强，“它可以是早期人道主义者在希腊人中所发现的生活的合理平衡；它可以仅仅是对人文学科或纯文学的研究；它可以是伊丽莎白女王或本杰明·富兰克林一类的人物从宗教禁锢中的解脱和对生活的一切情感的描述；或者，它可以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准则的哲学，而自此16世纪以来，正是在最后这个捉摸不定的涵义上，人道主义获得了它的可能是最重大的意义。”以此为基准，这位人道主义哲学家给出了一个比较全面而确切的定义：“如果要给20世纪的人道主义下一个简短的定义，那么可以说它是一种乐意为这个自然世界中一切人类的更大利益服务，提倡理性、科学和民主方法的哲学。虽然这一阐述有很深刻的内涵，但它并不难把握。一般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不仅仅是专业哲学家们的一种思想方式，而且也是企求过上幸福和有益的生活的普通人们的信经。”（8）结合这一明晰而全面的定义，人道主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是它的包容性和经典性，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核心的文明之源；其次是它的广泛性和博爱性，它波及并惠泽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人；最后是理性和情感的统一性，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尤为突出，它强调理性要给情感一定的空间并期冀把“情感从狭隘窄的、不合理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如果说这就是原旨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思潮，那么就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一起审视一下中国新文学发轫之际的“思想艺文改造”（胡适语）的意识状态吧！ (责任编辑：admin) |